有以少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大夫聘礼以脯醢。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礼记·礼器》）
礼数的差异，是名位不同的反映，不同地位的人，其社会意识是不同的。在庙制方面，之所以有七、五、三、一的区别，是因为不同名位的人其宗亲意识是有极大差别的。在《仪礼·丧服》的传文解释中：“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3]这种宗亲观念中，只有天子才能推及于其始祖所感生的天帝，郑玄对此注为“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谓祭天也。”[4]而都邑之士与野人之间有尊敬父亲与不尊敬父亲的区别，在于都邑之士近王道教化，为礼乐文化所感染，若没有礼乐文化的铸造，仅从生存本能的感受性出发，就会象野人一样，以为“父母何算焉！”除此之外，财货的有无或多少，直接关系到士大夫、诸侯每个等级礼器的多少。内在的情感、文化根源意识，与外在的财货正是“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礼记·礼器》）的根据，唯其所称的“称”就是相符、相一致，是指践礼者对礼制的自觉遵从。
《礼记》将礼中以多为贵和以少为贵的根本原因的揭示为：“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礼记·礼器》）就是以众多的礼器来显现内心虔诚的感情，由于王者拥有天下，应该发扬仁德，又加之他统理万物，财货广博，那么在礼中以多贵，正是恰如其分的。同样，以少为贵则是由于有些事只宜重着以内心的诚敬来表示，而不必使它彰著于外。比如，天地之德化育万物，达到了极为精微的地步，普天下的事物没有一件可以和天地的大德相称，没有一件礼品可以表达人们对天地的崇敬与感激之情的，这正是以少为贵的理由。
二
礼之数是否相称，直接关系到是失礼还是合礼的数量界限。《左传》文公四年载：“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这里的过数，杨伯峻先生就注为：“谓过其礼数也。”《公羊传》隐公五年载：“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何休解诂：“论其数可以正其容。”[5]
礼数作为一种制度规定，它到底是代表礼中的次要方面，还是关涉礼的本质，人们对此一直有两种意见。一是曾子的“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为代表，虽然曾子的本意是从笾豆礼器陈设的角度论定为有司的职责，但他开启了人们误笾豆之事为礼中未节的看法。他并没有涉及到笾豆之数的制度问题，但在《礼记》中，以笾豆之事为礼之未节的论调多有所见：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未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未节也，故有司掌之。（《乐记》）
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乐记》）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记》）
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多少带有忽视礼的器物层面的内容。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风尚下，如何处理礼数问题，总是在看轻它和过份强调它之间动摇。当子路哀叹贫穷所带来的可悲命运时称：“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礼记·檀弓下》），孔子让子路从拘泥于礼数的形式主义中跳出来，认为无论生活多么贫穷，那怕是吃豆粥，喝清水，只要能让老人开心，就可以看作是孝子了；父母去世了，衣服能够遮盖头首四肢形体，入敛后就埋葬，即便没有外棺，只要办丧事的花费和自己的财力相称，也就可以称作是依礼办事了 [6]。相反，在人世间，每每有三牲之养，却不能让父母尽欢，也有仅仅以厚葬作为炫耀财富的手段，并不自觉地陷入僭礼境地，这种种非礼的存在，正表明贫穷并不是妨碍人们行孝尽礼的理由。
在礼与财货的关系中，礼反对富人因富而逾越礼数的厚葬，但允许穷人因困顿而实施的薄葬。子游问丧具。孔子的回答是：“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礼记·檀弓上》）“称家之有亡”则是在礼的相符论中，提出了除名位、感情之外的另一向度，这就是财货，子思则在践礼与礼制相符论中，更加入了“时”的因素。在《檀弓下》篇中：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善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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