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vs.易经：何者为中国之“圣经”

本人此前曾撰文“仁学vs.儒学”，现续申其论，以畅宏旨。

两千年来中华儒教史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精神：论语中的真孔思想(仁学)和以易经作为“首席代表”的伪孔思想(经学)。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可化简　为论语文本　和　周易文本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潜伏于思想要素之间的互动机制之内。从个人的和社会的思想之历史实际来看，二者不同程度上始终融合在一起，难解难分。所以本论题乍看起来似乎有违“历史事实”。然而如果深入分析，就会不难发现仁学和儒学，特别是论语和易经，在态度和方法上的对立实乃处处存在。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内在冲突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个人本位的仁学伦理态度和集体本位的经学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精神方向间的相互冲突史。从(主观)积极方面看，这种精神冲突导致大量优秀人文作品(文史哲艺)的产生。从(客观)消极方面看，在此张力场中集体主义之经学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个体本位之仁学则长期处于被歪曲、被利用的受压制地位。

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书籍世界中这两本书均具有第一重要性。虽然易经据儒教“首经”的位置，历史上这两本书的实际影响力可谓不分轩轾。就实情论，论语大概比易经的影响力还要普遍得多，因其语言平实，雅俗共赏，读者的数量当然要大得多。在儒教意识形态等级系统之内部，易经当然更为尊贵，因为论语只是“人之言”(虽经圣化)，易经则是王之言加天之意(双倍神化)。仁学是伦理实践主体追求精神自由的话语系统，经学则是宣布王权意志命令的话语系统。二者之间的根本对立表现在主体，对象，目标和手段等各层次上。当然只有运用现代分析方法我们才易于从混屯的　古典　话语中区分出二者间之异同。

现代儒学家究竟是在心目中把论语放第一位，还是把易经放第一位，可据此判断出其人之性格及思维方向。例如熊十力和方东美都把易经放在第一位，尽管他们都自认作孔子的信徒，却只能说是儒教主义者。现代新儒家把易经视为第一书，其直接后果(也许也涉及动机)是企图依据传统学术格局在中国思想和人类思想之间划一鸿沟，以此高视他族，兼以贬抑他学。“国学”如以易经为其领军，适可成为与现代世界其它思想学术相对立和相隔离的学术自治区。国学顾名思义为专属一国之尊学，无意于参与世界思想交流，反可因此成为一种特异的文本象征体；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形态的图腾。

作为历史文化材料，易经，经学，国学都是重要无比的现代学术研究对象。但是对于儒教徒来说，三者都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信仰的对象，是“信在理先”的崇拜对象(所以要自幼读经，以便可自幼起糊涂其心志)。长期以来，特别在港台，所谓国学不只是指历史资料，而主要是指　信仰的根源。试问，就后一功能而言，　除诗经外　，哪部儒教大经今日还能够与世界其它思想学术进行有效交流呢？那些以西方学术界作为立身基地而标榜易学者，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试扪心自问，世界上，除了汉学家外，有那个现代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能够接受易经的“逻辑”呢？在历史上(儒教文化圈)易经话语当然是最重要的“公语言”，尔今(地球村时代)它却只能成为特定团体内部的“私语言”。一切传统学术话语都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岂能再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或研究工具？因此更为严重的是，在新儒家那里，易经不仅是信仰之根据，而且是分析之工具。这岂非是在开民族理性发展之倒车？在港台长年行之无效后，如今又要转战于大陆，究欲何为？不妨说，易经实为中华封建主义思想根源之总代表。

和易经的“天语”不同，论语皆关“人言”。如果现代易经思想是要与学术全球化方向对着干，现代论语思想则是要普遍融入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思想中去。论语是与世界相容的　(combinable)　思想，易经则是与世界“不相容的”　(　imcompitable)　思想　。　论　语，即孔子的仁学，是一种与世界人本主义伦理学全面一致的思想，因其来自亘古未变的人性本身，故可万古而常青。在儒教长期压制个性时代，论语是“儒士”从内心反抗王权压制的精神基础和向往公平自由的观念来源。在今日世界求利主义时代，仁学还可成为人类反省思想学术态度和方向的精神激励。与易经之自绝于世界不同，论语思想可在两方面进入现代世界：作为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历史资源和作为人文学术动机学的精神指南。因此，作为中华思想的一种原始形态，论语思想　(而不是在儒　家经典上的各种冒牌孔子思想)　将可在未来人类精神发展的这两个基本方面　起到方向性启　迪的作用。

和各种宗教不同，仁学信仰属于人类现世伦理学，但却有能力与各种宗教积极共处。今日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彼此共处，正是源于现实生活实践中所采取的求同存异政策。所异者在信仰之根据方面(各有非常不同的神祉形态，在此层面上彼此无法调和)，所同者在人类现世道德准则方面(在此层面彼此必然一致)。仁学与前者无涉(敬鬼神而远之)，　而与后者同归人情之本。仁学(人学)　因此可相当于能够促进各　宗教间　有效对话的逻辑“公分母”：人际关系准则以及主体对此准则的态度(人本主义伦理学)。因此各种超越性宗教都可与孔子现世仁学协调一致，并会“欢迎”仁学在各宗教间发挥居中协调的作用。传统上说的这个“中”字，大概最好用在此伦理实践学的意义上，而非用在“史地分布区”或“权势支配场”之“中心”的意义上。作为人类不同信仰之间的沟通者和作为各种不同人文学术观点之间的调节者，仁学之使命是否已足可使炎黄子孙满足和骄傲了呢？如果选择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追求人类之中道，体现仁学的论语岂非就是中国之“圣经”？在此“圣”不必指具有无上威势的“力之源”，而可指精神目标上的“理之源”。所以，中国的“圣经”不应是易经，而应是论语。易经将把中国再次带回闭关自守的封建主义思维方向，论语却可以使中国在思想层面上发挥其全球性影响力。但是，这个任务并不简单，因为首先应严格区分孔子和与孔子在历史上并无关系的儒教五经，特别是易经。对此五四学人早就作出了充分论证，今人逆其道而行，企图让不懂人文的高科技接受此思想界之巫史遗存。现时代迷信和科技并存互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要忘记：论语是站在现代人文科学这一边的，易经则是站在现代人文科学对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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