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词常常在不同的意义上被哲学家自鸣得意地加以使用，哲学知识一直“无公度”和“不确定”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哲学家往往好高骛远、不且实际并不遗余力地相互颠覆。这是连野心勃勃、傲慢自大的哲学家都得甘心承认的哲学的常态。谁要是出于这些理由而对哲学感到沮丧，对哲学家加以谴责，谁多半肯定能够赢得人们的谅解和同情。
公平的方式是允许人用另一种立场为哲学的这种常态进行申辩。问题的关键是哲学知识的标准是自足的还是来源于自身之外。只有在与科学知识的相对确定性相比的情况下，哲学知识才会显得如此不确定；只有在与技术作用的直接性和可估量性对比之下，哲学的作用才会让人觉得如此大而无当。在科学被作为知识的榜样的前提下，哲学的不确定性和不且实际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领域，难怪会有哲学家一心一意想使哲学与科学结盟甚至于甘愿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仆从。结果如何呢？他们没有成功，却再次证明了哲学的“无公度”。我不是说他们的工作没有意义，我只是说他们想把哲学“科学化”的目标注定是达不到的。哲学不是科学和技术一类的知识，因此决不能用科学和技术的标准去衡量它。哲学知识的独特性，也许正在于他的不确定性；哲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许正是由于与不确定性相联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性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精神需求。我们有必要先追问一下哲学知识为什么是“不确定”的，进而再看一看，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是否就是一种不幸。
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哲学真理的特性。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具有自身的“一贯之道”，他是一个哲学家殚精竭虑、慎思明辨而获得的。哲学体系的“一贯之道”，是哲学家在哲学上所提出的对于他的哲学体系具有根本性的新见和主见。哲学家用这一主见去推演和解释其它一系列问题，并构筑起他的独特的哲学体系。由于哲学家的“主见”是有所不见的“见”，他的哲学体系是“以偏概全”的体系，因此哲学家的“一贯之道”，又可谓是一种“偏见”(这里我是完全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偏见”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偏之见。“偏见”相对于“全见”。在日常认知中，“偏见”实际成了不正确看法的代名词，是我们所欲克服的“成见”。但是，哲学偏见恰恰是哲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哲学本身可以说是各种不同“偏见”的总名。作为一个哲学体系一贯之道的偏见，它是对“整全世界”和我们的整全生活及生存从一个独出心裁的立场所做出的“整全”解释。但这种“整全性”实际上不可能是整全的，因为他不可能穷尽其他“整全解释”的可能。哲学家往往相信他的偏见就是全见，就是对整全世界所提供的一个统一的“圆满”解释。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来说，哲学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不是最终性的。宁可说，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所谓“最终性的解决”。哲学家所提供的各种哲学体系，只是对“整全世界”所作的不同旨趣的“深度”洞察、“高超”直觉和“美妙”体悟。说到底他不过是“各道其道”的不同“偏见”，就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哲学家的“道术”和智慧，只能是“不该不遍”。不是“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是“道术”从来就没有完全“合”过。
当我们承认哲学问题没有最终性的“解决”时，我们也需要乐观地意识到，哲学问题也没有“最终性”的没有解决。因为我们总是在一种深度的洞察中获得了智慧。说哲学的真理、知识就是偏见，丝毫也不降低哲学的格调和尊严。通过对哲学知识特性的恰当定位反而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哲学的尊严。哲学的“偏见”相对于“全见”虽说是“偏”，但他仍是哲学家深思熟虑的“所见”和“所得”，是哲学家的“独得”和“独见”。“梦”是人人都熟悉的现象，但只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才充分发现了梦的奥妙，建立了梦的哲学；“现象”是人人见到的“现象”，但只有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才率先建立起了“现象学”；“解释”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但只有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才建立起了“哲学解释学”。这只是俯拾即是例子中的几个例子。所有的哲学偏见，其见不易，其得实难。这正是哲学家之被称为哲学家的理由，也是我们不把“哲学家”的称号轻易赋予给一个人的理由。一个哲学家的“偏见”，对于这个哲学家来说是“主见”，对于信奉这种哲学的人来说，可谓是“成见”。哲学家各有其“偏见”，自然也就各有其“主见”；各有其信奉者，自然也就各有其不同的“成见”。比起其他知识体系来，哲学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哲学知识的常态，也是哲学知识和智慧多样性的体现。我们没有统一的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就像我们没有统一的原创性的小说作品那样。不同的原创性小说作品各有不同的美感和诱惑，不同的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也各有不同的智慧和魅力。
这就有了一个我们自以为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理由，使我们满腔热情把哲学作为一项事业和天职而从事的时候不因没有后盾而发生动摇。同时，我们也为“新哲学”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支点，使他在哲学常常受到质疑的境况下继续顽强不懈地为寻找哲学的智慧和真理能够成为一个智斗和苦斗的阵地。我们不必计较“新”这个字。坦率地讲，任何原创性的哲学从来就不“完全”是新的，如果按照怀特海所说的西方后来的哲学不过都是柏拉图的注脚，那么至少西方哲学家仅仅就是在从事一种述而不作的工作。然而，我们不可能原地不动，哪怕是“温故”，我们也是会“知新”的，继往的哲学虽然不能以后来居上来衡量，但却可以用后来者“新”来看待。老实说，真正原创性的哲学从来也没有完全“旧过”，后来的哲学家往往都要从摧毁一种哲学体系中寻找根据地，但每一种原创性的哲学从来就没有完全地被摧毁过。避免自负和谨慎从事的“新哲学”，既不是一种哲学体系的代称，也不是一个小团体的哲学思想的自述。他愿意响应康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召唤，他试图激励人们展开一种新的努力和一种新的探索，他祈冀建立一个理智和精神自由畅游及驰骋的空间，他热情地提供一个立言、立说的广场以加入到让哲学获得生机和灵性的工作中去。我们忍受贫乏和庸俗的折磨已经很久了，我们想克服贫乏和庸俗的期待也已经为时不短了。当创造和原创的悦耳声一步步又沉沦为庸俗之调的时候，除了坚定和宁静的沉潜、沉思以使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哲学学说自然涌现出来之外我们已别无选择。作为一个具有最悠久的文明体系和伟大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在我们的时代却还继续处于世界哲学思想和理论的边缘性位置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理由使自己放弃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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