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

主讲人：盛邦和教授

参与讨论者：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生何爱国、翟意安、孟凡东、张国义；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刘宁等

整理者：何爱国、孟凡东

主讲人简介：盛邦和教授，1949年生，江苏靖江人。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哲学与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政治系主任，日本·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突出贡献津贴获得者（1995）。曾赴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从事博士后研究，任“特别研究员”（1988——1989），又任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论研究室外国人研究员（1989——1991）、访问教授（1996）。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中国史学研究所副所长，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和思想文化委员会副会长，上海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日本研究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化建设史、东亚文化与现代化、经济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日期间先后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小林节太郎学术基金、日本霞山会学术基金、日中文化研究会合作基金等多项研究。归国后又承接中华基金、国家社科基金、211工程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均为项目负责人。在《历史研究》、《新华文摘》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等多项奖项。专著如下：《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3年版）、《从原型亚洲到太平洋亚洲》、《东亚新教与新教区》（以上为日文，小林节太郎基金会1991年版，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华基金项目）、《透视日本人》（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主编：《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学林1995年版）、《东亚学研究》（学林2000年版）、《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2003年版）。

盛邦和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1988年发表《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以来就开始关注东亚现代化的历史与前景，自此再没有离开过这个问题。由此深入探索东亚的前现代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盛教授尤其注目的是东亚现代化与文化建设的互动问题。学术“兴奋点”始终围绕着三个核心词汇：文化、现代化和东亚。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视野交替思考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对东亚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探索倾注了满腔心血。盛邦和教授给博士研究生授课通常采取课外阅读指导和课堂研讨相结合的形式。本文是盛教授博士研究生课堂教学的实录，从中可以了解盛邦和教授的学术兴趣、话语风格、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

盛邦和教授：“什么是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问题，差不多每一个文化学者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定义。可以说没有比“文化”这个词的意义更多歧，更令人费解的。今天，我们暂不全面考察文化的意义。但我们该对文化的定义有比较明确的理解。所谓文化，我认为，就是“人”所特有的“精神”，以及用这种精神去改造客观世界所获得的一切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在我的几本小书里，如《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都有关于“文化”涵义的说明，可以参看。战后东亚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世人的关注。对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解释主要有两派：一派是“制度”研究；一派是“文化”研究。撇开谁对谁错的简单争执，我们主要应该从文化的视觉来进行深层次的严肃思考。今天，我们来讨论的主要就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我们围绕事先布置好的问题从以下五方面来展开研讨：第一，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现代化问题在其中的地位①；第二，东亚文化的内核国家与外缘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轨道②；第三，在东亚现代化过程里文化是怎样被解体和重构的，文化的解体与重构是如何规制东亚现代化进程的？③第四，如何认识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社会思潮，如亚洲主义，底层主义等，尤其是如何认识它们“异变”为法西斯侵略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历史灾难，并使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文化亚洲主义”为什么没有完成使亚洲从“原型文明”向“太平洋文明”的过渡？如何恰当地评估“文化亚洲主义”？④第五，关于当下中国的文化信仰问题。包括：文化信仰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下是否存在文化信仰危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何风险？⑤我们提出这五大问题是有内在关联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剖析它们的关联性。东亚、文化、现代化这三个关键词，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学术讨论的中心话题。在今后的讨论中我会不断强调这三个主题词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动摇这个话题。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讨论吧。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现代化的启动，固然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构造与制度构造，但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构造也息息相关。“现代化”既是制度“操作”的结果，也是文化“前提”的产物。各国的现代化，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相近”性，但又表现为文化“预设”的“相异”性。易言之，在现代化到来之前，世界各国与地区，已经预设各不相同的本位文化基础。目下，人们愈加深识文化预设与前提的“相异”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意义。文化前提的“相异”性，甚而可以对原本同一的现代性政治与经济制度作符合“国情”与地区特点的调适与改造，从而使世界上的现代化呈现纷繁的模式与类型。视现代化为理性化的德国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是从西方独特的精神构造入手来探讨西方现代化的启动原因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研究人员耳熟能详的常识了。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对于现代化启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他又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以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与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理性的载体正是人的能力和气质，只有通过人的能力和气质，理性才能释放出巨大的现代化能量，但如果这种类型的理性受到了精神的障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在东亚与中国，现代化是“外启”式的，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和尊重“传统”式的。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其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至今仍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都在一种不平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处在当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必须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组织、法制和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另外，还需依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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