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向“哲学人本学”的升华

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承受着全球规模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之时，正在认真地对“文化”进行反思，正在认真地对五千年以上中华民族人文进化的历史进行反思，正在认真地对百万年以上整个人类人文进化的历史进行反思。

然而，这种反思不能不在“直接摆于眼前的、既有的、从过去传下来的情势之下”（1）；也不得不“穿着古老的服装、说着借来的词句”（2）。

这样，我们的面前便存在着一个由“文化人类学”向“哲学人本学”升华的历史任务。而且，如卡尔·马克思所说：

只有当他在运用新语言时再不想到旧语言，并且在运用新语言时忘记了祖传的语言之际，他才融合了新语言的精神，才能自由地以新语言表达其思想（3）。

近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国是本世纪初叶开始的。中国近代的“文化研究”，一开始有两个方面的学术背景。

一个方面，是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史坛上的“文化史”运动。一个方面，是同一时期随着欧洲学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所谓“土著”渐渐深入广泛地了解而兴起的“文化人类学”。

所谓“文化史”运动，实质上是要“打破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法，把历史研究的领域从政治军事的窄狭范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4）。

所谓“文化人类学”，是有别于“体质人类学”(或称“生物人类学”)的人类学分支，它试图从整体上描述某些特殊人种、民族、部落的社会生活方式。当然，这主要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著”而言。

在这两种学术背景上，达尔文“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学说，在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而痛定思痛的中国，实际上成了指导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热潮的基础理论。

在这种情势中，长达近一个世纪中的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两次热潮，均以“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反思”等“文化史”专题为主，而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为辅。其中心的热点，是“体用之争”。

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鲁迅和毛泽东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鲁迅的“拿来主义”、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样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都具有“体用”的内涵。不过和“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论有本质的差异、鲁迅和毛泽东所主张的，在实际上是“新体新用”、“体用不二”。

可以说，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于1940年1月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后，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理论探讨的余地，而且，随着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体用之争”，逐渐由现实做出了结论。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还有人对此缺乏认识的话，那末，当新中国建立之后，“体用之争”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现实的、学术的价值。

因此，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在中国大陆，以“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反思”等“文化史”专题为主，而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为辅，其中心焦点是“体用之争”的“文化研究”第一次热潮，便失去了势头，而一直处于低凹的波谷。

正如卡尔·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转述的黑格尔的话所说：

一切大的世界历史的事变和人物，好像都出现两次。

中国近代的“文化研究”，在沉寂二十多年之后，又掀起了它的第二次热潮。

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突然发现：周围的世界，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之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毫无疑问，特别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物质生产力方面，我们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同时，人们也开始自觉：以往用于指导我们行为实践的思想观念也并非尽善尽美。

于是，“体用之争”似乎又恢复了它的现实及学术价值。

1982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庞朴《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这是一篇呼吁性的文字，是在开放的国际形势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已开始编纂之《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一书计划的被动反应（5）。

一年半之后，1984年第1期《文史哲》发起了“文化史研究笔谈”。

从此，“文化”一语，便成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体用之争”的主要范畴。

但是，如果说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是一幕“正剧”的话；那末，这第二次热潮便已经是一幕“喜剧”。

当鲁迅、毛泽东早已经在“新体新用”、“体用不二”的水平上对“体用之争”做了历史性的总结之后四十年的今天，重又拣起“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类的话题，不免使人产生滑稽之感！

实际上，当一批很有影响的文学青年大声疾呼，“强化文化意识”、“寻求文化母根”的时候；当一批声誉卓著的学者专家反复论证“儒学复兴契机”、“东西文化互补”的时候；他们正在不知不觉地成为喜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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