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的性质

摘要：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学著作，这是先秦至两汉众多学者一致的正确看法。东汉之后尤其近代以来，在古文经学及疑古思潮的鼓动下，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实际上，以《春秋》为历史学著作说的种种理由均不能成立，《春秋》的性质为政治学著作，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不容置疑。正确认识《春秋》的性质有助于人们有效地利用《春秋》及相关材料从事史学研究，同时也有益于我们摒弃误解，树立正确的史学观。

关键词：《春秋》；性质；经古文学；经今文学；“古史辨”派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　“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1]（第317页）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1]（第269—270页）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论“经”和“史”》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2]（第292—305页）其次，一部论著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

一、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

1、古文经学家《春秋》性质说驳议

“《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始作俑者是晋代古文经学家杜预。[1]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史书记载失实而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孟、荀以来许多学者关于《春秋》政治思想的表述，而为后世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开启了先河。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中批驳了杜氏上述观点，并将之概括为“经承旧史”四字。[3]（　第3页）徐复观先生也曾就此批评说：“《春秋》之所以入于六经，是因孔子从鲁史中取其义。离开孔子所取之义，则只能算是历史中的材料而不能算是经。乃有人要越过孔子以求周公的史法，真可谓昧于经之所以为经的本原。”[4]（第30页）

古文经学家之所以主张《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与两汉经今古文间的门户之争有直接关系。东汉以后，随着今文经学以神学化而流于荒诞，并最终走向衰微，古文经学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杜预的“经承旧史”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啻如此，传统执《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者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章学诚等人的相关学说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杜预“经承旧史”说的影子。由于古文经学的影响自两汉之后绵延近两千年，以至于除了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期之外，人们普遍遗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今文经学关于《春秋》的解释中实际上包含不少合理内容，单凭古文经学家的一面之词来判定《春秋》的性质势必有偏信则暗之虞。总之，尽管传统古文经学家的《春秋》性质观流传久远，也因此误人最深，但由于它纯属经学家门户之见和相互攻讦的产物，因而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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