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郝大维和安乐哲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历史及其危机、民主的历史文化独特性、自由主义民主与社群主义民主的区别以及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等视角，探讨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和现代性的兼容性，认为全球民主化既包括西方化，也包括东方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兼容性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必然要走完全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道路，它可以选择没有被西方社会所重视、但有着西方文化渊源的社群主义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相当的亲和性，中国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精神里发展出中国式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道路来，“儒家式民主”——社群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自由主义民主；社群主义民主；杜威式民主；儒家民主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郝大维（David L. Hall）[1]、安乐哲（Roger T. Ames）[2]在1999年联合发表了《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政治之希望》[3]，这是作者自从1995年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讨会议上发表《中国、杜威及先贤的民主》一文以来持续研究的成果结晶。两位作者长期致力于亚洲和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合作研究，被传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佳话。郝大维教授已故。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哲学家[4]。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位学者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有一系列成功的合作，《先贤的民主》就是这些成功合作中的典范。作者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历史及其危机、民主的历史文化独特性、自由主义民主（本质主义民主）与社群主义民主（历史主义与文化主义民主）的区别、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和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兴起）、亚洲新儒学与美国新实用主义的比较等视角（本质上是“文化哲学”[5]的视野），探讨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和现代性的兼容性，认为全球民主化既包括西方化，也包括东方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兼容性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必然要走完全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道路，它可以选择没有被西方社会所重视、但确实也是西方的另一种选择、并有着西方文化渊源的社群主义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相当的亲和性，中国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精神里发展出中国式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道路来，“儒家式民主”——社群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道路的理解者和诠释者，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清晰地表述一种社群主义民主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深层次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样一种模式会推进对于保护人权的不懈关注，同时又避免这样的情形，即只夸夸其谈个人的权利，却无兴趣通过共同体的努力来实行具体的权利。这个模式同样促进法制，而不是从对任何社群之健康都不可或缺的道德说教中寻章摘句。一个有活力的中国民主（郝大维、安乐哲称之为“儒家式民主”）必须提倡一种建立在个人的公共源头基础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概念基础上的平等。郝大维、安乐哲表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某种形式的民主必定会在中国出现”。[6]
一、“现代化”：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兼容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含义
现代性作为一种状况和条件，是一个复杂体，有多种内涵，其界限极其模糊。因此绝不能对它做精确的定义，以免我们遗漏掉一些要素。这样，我们的见解才可能前后保持一致。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相互重叠、有时相互矛盾的概念群。这就是说，现代性这一提法是含糊的，因为它可能跟一系列的事物存在鲜明的联系。现代化作为沿着某种政治、经济和技术规则发展而出现的成型的制度与社会，同时也携带着多种这些含糊的联系物。这些联系物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各种价值观和立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无非就是使现代冲动的某些方面制度化的进程。现代化逐渐以技术、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和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作为其特征。现代化的许多进程从构成现代性的思想和态度的母体中吸取了许多成分。现代化虽然可以导致某些合理的结局，但它基本上一种无目的的自我增加过程。这种现象似乎常见，技术的发展特别显得如此，这个进程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因为与其同步而至的结局大都难于意料。在缺乏清晰表述的情况下，现代性比较含糊的方面在现代化的各种进程向前推进时都被引入，对实施现代化的各国将会带来的哪些长期性后果的问题则基本被撇在了一边。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哪些方面得到了实行呢？很显然，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思想重视思想和民主层面上的个人自主。权利与自由主要是个人而不是共同体所拥有的东西。资本主义提倡“经济人”这样一种前景，这种前景主要以个人的各种需求与欲望来界定社会。个人自主的价值观又因经济竞争的因素而受到进一步的颂扬。这种竞争可以严重损坏一个社群社会体系的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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