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所谓“学”，当然不是指一般所说的知识。结合整本《论语》，孔子所谓学应该是指对人生意义的探究，是性与命之学，是仁学。这个仁学只是知道显然不够，还要去践行。行与知、知与行不断砥砺，使学一贯而通。学问的贯通是一切学人的至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或看到达到这种境界的希望，自然是一件令学人兴奋不已的事情。Y�ZhX\ L.LU, Xqs\Qy"!, % 1T_?0$~C中国论文网j~'O Q-|xGKS:cE ]"01yRMM%
“朋”是泛称，朱熹认为是“同类也”，即志同道合之人，有同样的“学”的兴趣、志向之人。《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迩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的弟子有不少来自“远方”。考虑到古代的通讯、交通条件，有弟子或“朋”“至自远方”，首先就说明孔子之学得到认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自己的“学”被人接受、推崇更快乐、更欣慰的事呢？有注释把本句中的“方”字从“远方”中分别出来，认为“远”是指远方，而“方”是指“朋”相拥而来。这种解释与句意无冲突，表明有许多志同道合者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孔子这里。
然而，当孔子生之世，其学问并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反对者有之，漠然视之者有之，不知者亦有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能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一生教学，真正满意的弟子不过72人，追随过他的也不过三千人，可以想见，中途离去的人必不是个别现象。这些离去的人，也许是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人，这个理解就是“知”。面对这种状况，不怨天、不尤人，就配称为君子。君子是儒学中一重要概念，有关君子的研究，参见掘文“孔子的君子观”。
总之，为学之人，有喜有乐，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保持一种“悦”、“乐”的君子心态，是学者为学的先决条件。也许在《论语》编撰者的心目中，这也是进入孔子精神世界的先决条件。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人之为人，因其有仁。这是孔子本体论上的人。本体之用才是爱，所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章句下》）是也。中国传统中的本体论不同于西方的ONTOLOGY，前者是经验界的，后者是理念界的，前者是向内的，后者是向外的。现代学者主张把后者译为“存在论”、“是论”，以与中国本体论区别开来。中国的本体论是指人的性与命之根本，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道德立基之本。孔子讲的爱是推己及人的爱，是从人自身开始的爱。所以强调本，即孝弟。根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弟也是孝。而孝恰是血缘关系之爱，是本，只有在这个本之上，才可能推己及人，即所谓“本立而道生”。孔子的仁由近及远，推己及人。
耶稣讲到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时，也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爱从自己开始，及于亲人、邻舍，然后再推而广之。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爱。孔子下文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从正面说。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这是从反面说。两者的根本都在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
我的看法，耶稣的教训立足于单个的人，要求人首先在自己的生命根基上立下本。换言之，基督的救赎，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是普世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但是这种思想结构自亚历山大学派以后，被扭转了，此后，近千年的西方神学把人抽象为一个概念，神学成为浮在空中的形上之知。马丁·路德又将此风气一变，重新把神学的基础立在具体的人之上。照此看来，孔子“下学而上达”的思想性格，除了没有把外在的力量强调到基督教所强调的水平外，与耶稣的思想结构是一致的。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朱熹《四书集注》）南怀瑾认为有子小孔子43岁（《论语别裁》19页）。此说恐有误，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少孔子33岁。”
“君子务本”的“本”，是学问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的“道”，即对孔子学问之核心的领悟，而这个核心就是“仁”。本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一国一君，如司马迁总结《春秋》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卷一百三十）
仁者，人之性也。孔子讲仁，是从性命上说，而不是从情感上说。所以，仁要求诚与信。无诚无信，则无仁。“巧言令色”者，无诚无信之人。“巧言令色”是无诚无信之人的外在表现，他们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在人前道貌岸然。实际上这种人离学问的根本“仁”差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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