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纯科学面临着发现的危机。超级对撞机的停建，标志着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大科学”的式微；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则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展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转向”的结果便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Haack 2001）但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然而，无论是在上或是在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Wittgenstein 1997, p. 25.）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自此，“信息”逐渐地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但是，当代信息哲学作为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探索阶段。英国的图灵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了哲学界的注意，尤其是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个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A. 斯洛曼（Aaron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便提出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Sloman 1978, p. 5）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确切地说，人工智能的作用就象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
2、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因为信息是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它们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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