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以来，在当代西方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均较普遍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但是这一语言转向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西方当代经济学中发生。这与自马歇尔和凯恩斯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运用和计量建模的应用有关。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只要遵循这样一种抽象的数学思路，在这条思路的尽头则是一种由数理模型构建起来的理性结构，而这种理论的理性结构又超越文化和具体社会体制制式而反映着人类诸种社会的一些自然秩序。然而，照哲学家伽达默尔看来，“人们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同语言的本质背道而驰”。从当代语言哲学的分析进路来看当代经济学，就会发现。作为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如果不思考人们交往与交易中的语言和语言问题，如果不反思经济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语言（包括数学语言）内在本质及其局限，恐怕难能向人自身提供和展现一种失真较少的相对真实图景。
关键词： 语言转向，语言，主流经济学，社会制序
“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
——卡西尔（Ernst Cassirer，1944，中译本：143）
“经济理论是对人类互动交往中种种常规性加以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互动交往中最基本的非物理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学试图以某种函数的最优化来解释作为种种常规性的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①]；这也可能适用于语言”。
—— Ariel Rubinstein (2000：4)
在当今世界的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其它社会科学中。在哲学中，语言转向的始作俑者应该说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而主要推动或者说引致这一转向的则主要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牛津日常哲学学派的领袖人物奥斯汀（John R. Austin）几位著名哲学家。
究其原因，在哲学中发生的这一语言转向，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深度和进展有关。首先，哲学家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和工具来。于是乎，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萌发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而到二十世纪中才基本完成的这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也与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的人们在各学科、各领域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认识的不断向深层推进密切相关。随着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思考的深入，人们不断感觉到语言的束缚以及对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学科和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探及语言问题。譬如，赫德尔（Johann G. Herder）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语言的关注和是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弗雷格则是在对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中开始注意并思考语言问题的。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思考。而对日常语言的哲学思考又经由奥斯汀和塞尔（John Searle）等当代语言哲学家的推进而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个研究向量。[②] 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从各自的哲学思考视角把语言问题返回到本体论。从其元伦理学（meta-ethics）思考视角，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en）和黑尔（Richard M. Hare）等当代主流伦理学家则把道德伦理问题最终归结为语言问题。列维－斯特劳斯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从人们交往中的符号运用中，把语言问题内含在其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之中。这里，更不用说象索绪尔、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萨丕尔（Edward Sapi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韩礼德（M. A. K. Halliday）这些著名语言学家的语言和哲学思考了。
于是乎，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思想和理论的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的交响曲，那么，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各学界对语言的思考好像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主旋律。然而，不无可惜的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凯恩斯（John M. 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运用和计量建模的应用，并相对自我封闭式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宏大的理论世界。与当代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以语言反思为主旋律的宏大交响曲并不谐合的是，当代经济学家似乎至今好像还很少注重经济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当然，我们已注意到，早在1965年，西方一位叫J. Marschak的学者就在英文《行为科学》上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但篇文章好象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注意。1979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ultz，1980，参中译本，页234）在1980年也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但到二十世纪结束时，沉睡在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数学建模迷梦中的绝大部分当代经济学家们好像还未反省到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也有一个自身的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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