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类理学的意识形态建构模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上述现代知识系统对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归为科学主义，即视马列主义传入为唯物论科学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论科学主义，经验论科学主义则亲和自由主义，据此，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胡适亦被定位为经验论唯科学主义。95但这种定位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由于中国的科学主义和西方不同，当时，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唯物论科学主义。两者的分歧，仅在于对进化论的具体看法，以及在唯物论哲学之上应该建立一种甚幺样的科学人生观。在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早期，自由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并肩作战，联手反对玄学派。对唯物论的认同是两派联合之基础。正因为中国科学主义并无经验论和唯物论之明显差异，故在科学人生观大论战中，科学派大获全胜。据郭颖颐(D. W. Y. Kwok)统计，1920年代书店里充斥「人生观」一类的书，其中大多数都企图综合人生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各种选集约有50至250种之多。96
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分歧是发生在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后期，自由主义者因相信进化论而拒绝革命人生观。而从思想史内部来检讨中国自由主义未能战胜马列主义的原因，除了自由主义提不出新道德外，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次大论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与研究系在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取得上风，令唯物史观建立霸权地位，人们普遍相信，可以从唯物论逻辑地推导出唯物史观。97也就是说，在几次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科学常识对新道德的建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科学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正因为它存在着中国特有的、用现代常识理性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隐形模式。确实，1919年前后，随着现代知识体系的确立，科学获得了无可怀疑的地位，科学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思潮。
为了探讨中国科学主义的特质，分析科学在现代常识理性中具有建构和实践新道德的功能，我们考察了《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的用法，并分析它的意义内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和后期的变化。《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使用了约1,600多次，「科学」这个词汇在例句中的意义大致可分为表四所示的25种类型。这25种类型除了「反传统」、「科学方法」、「和物质世界观论述有关」、「等同于常识」这些用法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种意义：首先是与迷信、非理性、幻想对立，代表了科学知识的理性化功能；第二种意义是指分科之学，主要指各种理论；第三种意义是实验和实用技术，凭借它可以增加国力；第四种意义是指马列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表四 《新青年》中「科学」一词的词义变化
让我们分析一下《新青年》中「科学」一词中有关「实用技术」、「反迷信」、「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这四种主要意义。很明显，其中「反迷信」是承接二十世纪前十年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曾在第六节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之前，「科学」一词已较少包括实用技术，相当接近西方近现代science的意义，但《新青年》在使用「科学」一词时，常常同时指科学理论和技术，又与格致相类似。这表明知识系统和终极关怀二元分裂状态的终结。在一元论道德意识形态中，科学理论和技术都和道德价值相联，因此可以用同一个词来指涉它们。从此之后，中国人在用「科学」一词时，往往既是指理论也包括技术。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四种意义在新文化运动不同阶段有甚幺变化，我们根据表五做出图五。图五中「科学」一词的频度分布明显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第二卷，第二个高峰是第七卷，第三个高峰是季刊。结合表四可以看出，在第一个高峰中，「科学」一词意义主要是指「实用技术」、「分科之学」和「反对迷信」三种，最多的含义为「实用以及和有关国力强弱的技术」。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18年至1921年间，「科学」具有「分科之学（社会科学）」和「实用技术」、「反对迷信」和「马克思主义」这四种意义，频度最高的是「分科之学」，其中「社会科学」占了相当比重。第三个高峰是1922至1925年，这时「科学」只剩下「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两种主要成份，「实用技术」和「反迷信」的成份都大量减少。图五 《新青年》中「科学」一词的使用频度及主要意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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