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的读经运动与鲁迅的文化保守主义

法学出身的蒋庆先生，在2001年提前退休后，摇身变成新儒家，据说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讲过学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人称“当代大儒”，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听。蒋庆先生显然不以设堂授徒为满足，又编纂12册儒家文化典籍，煌煌巨帙，为儿童“读经”运动提供教材，引起思想界关于“读经”运动的是非的论争。显然，不妄加推测，可以判定蒋庆先生的“读经”运动是民间性质的。书院讲学本是民间私学传统，儒家文化典籍图书市场上也一版再版，连白话本也早就出现。那么，蒋庆先生的“读经”运动却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能不与他的作为名人的既成思想有关，也与当下的思想界的一些动态有关。

蒋庆先生毕竟是法学出身，法学是研究社会政治法律现象，以服务于政权国家的制度建设为目的，他的“读经”运动是否也带有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呢？王怡说他“崇尚外王之道，但抛弃宋明理学从心性义理出发的道路，而从董仲舒式的春秋公羊学，直接向着政治领域（王道与圣人政治）开去，摆一副‘素王为汉立法’的高屋建瓴之势”，“反对普选制”，显然意在说明他的“读经运动”与他的政治思想分不开的。“读经运动”或者可以说是蒋庆先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方式，学孔子以学弘“道”。批评蒋庆的“读经运动”，首先要批评的就是他的读经指导思想。在一个现代社会，向古代经学中寻找现代政治理想，虽有学术上价值，现实意义总是有限。并且抱着这样动机的“读经运动”“从娃娃抓起”，就应该成问题了，首先，儿童学习当以当今的知识为主，传统文化典籍要学习，儒家经典也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并且也是以古代诗词、散文、白话小说学习为更重要。那样艰涩的“经学原典”（里面的诗歌和对话体散文可以除外）的确不宜提倡孩子们读，语言的艰涩且不说，蒋庆先生致力的“先王之道”可是那么不易懂，“学术”上与他们幼小年纪关系不大，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蒋庆先生的“读经”运动更与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实际上是多种学派的话语延伸，为了自己学派的合法性或充足性，在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中寻求自己学派的话语霸权。根本背景还是现在中国国力强大了，民族主义高涨，民族自豪感增加，老祖宗那些东西已经值钱了。

蒋庆先生的“素王为汉立法”政治儒家主义且不说明显如此，就是早已“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王怡就承认有一种是“西体中用”式的、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以自由主义为制度本位，但同情传统，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文化价值与精神传统的赓续，可以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相辅相成。这一学派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既与现实水土不服，更与以小农经济为土壤的宗法和君主专制上的文化传统很难兼容。自由主义在现实中的表现便是出了个郎咸平炮轰经济自由主义的偌大风波，不过，传统文化就不会有这个风险，反正传统典籍是死的，就在于怎么阐释，只要“六经注我”，在传统文化的领域里抢到自由主义学派自己的话语权就行。斥自由主义是“小人文化”的蒋庆先生显然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差异巨大，与他更相近的是被称为“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有与海外新儒家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陈明，政治保守主义者康晓光，他们以儒学为本位，也具有某种程度现代意识。

除以上几家学派的保守主义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鲁迅左派的保守主义。鲁迅身在“王纲解纽”的传统文治腐朽和崩溃，民族遭受亡国灭种威胁的特殊时期，他猛烈地抨击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传统文化遭粕，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显然鲁迅是就“青年必读书”而言的。作为学者和左翼思想家，鲁迅也是个国学大师，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对一些古代典籍的整理，对汉画像的收集，都表现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厚传统文化底蕴。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有所保守的，在各家学派争当保守主义的情况下，鲁迅也未尝不可以是一个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传统文化糟粕的彻底批判。中国现代思想家还没有哪个像鲁迅这样将传统文化糟粕这么彻底地批判过，鲁迅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不只是为文化而文化，他的批判是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必不可免地将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在他的《狂人日记》中，鲁迅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满本仁义道德中含有“吃人”的因素，传统的中国乃是一个“食人”民族。这不能不是振聋发聩的，老儒生吴虞也不禁读了叫好，写了一系列的抨击传统文化的文章，被自由主义者胡适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所以鲁迅抨击传统的吃人文化：“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

其次，鲁迅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鲁迅特别喜欢汉代文化和魏晋文化，这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章中都有明确表达。鲁迅特别讨厌元明清成为“官学”的程朱理学，他也相应地严厉地批判了这三个时代，特别指出异族入主中原的朝廷篡改古书而古书亡。显然的，鲁迅认为自由和平等，平等更重要，他在《思想·山水·自由》里明确地表示了不喜欢“自由主义”。所以与蒋庆先生的寻先王之道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自由主义不同，鲁迅继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因素。孔孟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显然是鲁迅着力批判的，但鲁迅显然看到传统文化中的可以与现代民主精神相结合的因子。在《中国文化史》授课上，我就解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人权至上，国家利益次之，官僚统治阶级的利益最轻；人权高于主权，更高于政府权。鲁迅特别推崇古代文化人的抗争精神，为此纠正周作人、林语堂对传统文化中的“闲适”一派的过分放大和强调。鲁迅说：“唐代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馋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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