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文精神吗？

“人文精神”一词1993年开始成为了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语汇。　按照心理学上心理代偿功能的说法，人们所想的、所说的，其实就常常是人们所缺的，往往是食不果腹的人才会去做大块朵颐的幻梦。因此人文精神作为被学界论及的话题，也就显示出它可能面临的匮乏，而学界的普遍认识也确实是这么来看待的，并进而提出了应重建人文精神的命题。　这里其实是涉及到了两个实质性的问题。一个是人文精神是否匮乏，第二个是人文精神能否重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但它们毕竟涉及到的是不同的方面。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来看。人文精神是否匮乏，这其实又涉及到人们对人文精神如何下一定义的问题。我相信，一百个学者可能会有一百个定义，每个人在思考人文精神时都可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在使用共同的界定语词时，也可能都还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妨撇开定义的层次来对它加以宽泛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从而去关心人、理解人，并捍卫和争取人的利益，就是说，它是以人为起点，以人为目标，并在整个过程中都不忽视人的价值的一种旨向。　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将当今的状况与历史上的状况作一个比较，那么，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有着人文精神的失落或沦丧，但在另一些方面来看，又有今天的人文精神多于以往的状况。　在古代的简单以人的体力作为生产的基本动力的生产方式下，人的体能、人数的多少，就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孟子在讲述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时，曾经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把体能活动的人放置在被统治的地位，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现实，但同时孟子又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即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中，国君可以更改，他是相对的次要的，而国内的人民是国力的根本，没有了这些人民，或者人民生活在贫困中，则国家就不能走向强盛。在人民之外，则社稷，也可以说是国家的制度、实体等也有着比国君更重要的意义。孟子的思想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说，不管孟子是出于什么角度来论述人的重要性，他提出“民贵”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但也恰恰是在古代的只能以人的体能为基础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发展往往是靠压榨人的体能为代价的，违背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的旨向。　反过来，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整个世界的生产格局中，科技发展水平成为了生产力提高的决定因素，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的状况下，人的体能已成为影响生产发展的极为次要的因素，并且也由于并不强调人数的功效意义，所以它可以在科技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逐渐缩短人的工作的时数，使人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娱乐，过着一种更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生活。但是，也恰恰就是在这一生产氛围内，突出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这样一种趋向几乎是必然地推崇技术背后蕴藏的理性概念，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它“把理性作为一种职能、作为合理化而不是作为‘理性’这样的概念，人们遇到了科技治国论方式的巨大危机。”［2］这样一种趋向的突出表现是只把人当成了一种生产环节上的个体，一种在统计资料上占一个数据的因素，而忽视了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漠视了人的感性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它在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由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树立起一个观点，那就是，将古与今、过去与现在进行一个粗略的对比，那么，两者都各有自己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同时两者也都有各自自身所匾乏的人文精神，两者在精神k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不是说筒单地将过去的人文精神重新祭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古代的人文精神是奠立在古代的生产及其相应的文化氛围中的；今天的人文精神则是奠立在今天的生产及其相应的文化氛围中的。纵观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对于“尚俭”的提倡，奢侈行为无论在宗教上、道德上都是受到了贬斥的，那么在这种对人的节欲的要求的同时，传统文化又提倡一种精神生活价值理想，使人能够有着一种在现实中的主体性的感受。而在现代的商品生产的社会中，消费本身成为了人的一种现实追求，人的生活的质量成为要以他占有的消费品的优劣多寡来衡量的事物。人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性沦落了。人的占有量成为占有者本人价值的一种标志。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与中世纪的文化精神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中世纪提倡尚俭，是以最少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的生活需求作为目标，因此赚钱的动机只涉及自己需求相关联的事情，而在资本主义兴起后，“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3］应该说，马克斯·韦伯在这里指出的差异确实是意义重大的，它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在兴起和发展中对于意识形态的改造作用。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进人到后工业、后现代的阶段。在这种新的时代特征下，早期资本主义那种鼓励节约以增加对生产投资的策略已不够了，它面对的是市场饱和与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凯恩斯主义的以消费为荣的新的经济政策出笼，信用卡的赊销的购物方式大行其道，意识形态L又经历了一次新的转型。“赚钱”的生活目的被“用钱”的生活目的所取代了。　因此，“重建人文精神”这一口号是在特定意义上适用的，即在过去的某一时代，某些入文学者们针对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了一种人文精神的理想和目标，从而在社会上至少起到了一种有益的文化建设的作用，而在今天，人们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又需要当今一代人文学者们发扬前辈思想家们的批判精神，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已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仅只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是“重建”人文精神，而在这样的意义之外，提出重建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人文精神即使在过去有着积极的价值和作用，它在今天也会面临着新的境况而无所作为。比如，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时代，提倡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劳动者由他人的附属物转为在市场上的自由人，他是在市场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一个契约主体，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实现。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提出人道主义的劳动要求，如工作安全制、8小时工作制、工人的失业救济和保险等，这是新的条件下的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而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那种非人道的劳动条件，那种资本原始积累期所奉行的血腥压榨政策在发达国家已不多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消费文化的复制性、齐一性对人的个性的消蚀和抹杀，个体的人作为生命个体有着他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在文化上他已没有了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对人的抽象层次的肯定，具体层次的否定形成了高科技时代的文化特色，而这是需要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加以救赎的。　回到我们的论题来说，重建人文精神作为当下流行的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题，它的积极面与可能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它反映了人文精神在当今生活中某些方面的匾乏，而人文知识分子则看到了这一窘境，这种认识体现了知识的良心和自觉，但同时语言的含混性可能使人以为“重建”就是一种恢复，一种“回到XX去”的运动过程，从而使得在当下应加以认真分析、批评、总结的严肃的理论研讨问题，不过就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回归。反观当前“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它一般只是在人们的会议发言中才提及，而真正在论著研究中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的几乎没有，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建构没有值得研讨的理论价值，而是在一些论者那里以为，重建就是一种恢复，而恢复则更多地关涉实施而不是研讨。　重建人文精神吗？倒不如说根据现实的境况建构新的人文精神。　注：　［1］《孟子·尽心（下）》。　［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页。　［3］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37页。（完，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