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学界关于儒家亲情伦理的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儒家伦理的评价问题，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不同心态上；第二层次则是儒家伦理有无普遍性蕴涵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其分歧主要在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同的智慧形态与研究进路上。此外，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取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则既构成了这一争论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一争论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新世纪之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儒家伦理的大争论，其起因主要源于刘清平对儒家亲情伦理的批评。批评儒家伦理是刘清平先生的一贯立场 ，但此次批评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腐败日益成为国人关注焦点的条件下，将其与儒家的经典相联系，认为儒学自形成起便包含着腐败的基因。刘清平的这一批评实际上是20世纪反传统思潮的继续，但其批评的具体内容则具有“与时偕行“的特点。比如说，当现实需要反复辟的时候，儒家（孔子）就是”复辟狂“，当需要反保守的时候，儒家又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当需要反腐败时，儒家理所当然地就是腐败的“始作俑者”。刘文的这一批评马上激起了郭齐勇先生的反对，所以，他也在同一刊物（《哲学研究》）上撰文对儒家伦理进行辩解，并批评刘对儒家经典的简单化理解。俩月之后，《哲学研究》又刊发了署名穆南珂的文章，对郭文进行反批评。由此之后，《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一系列刊物相继介入争论，数十名学者参与论战，一场关于儒家亲情伦理的争论就这样展开了。2004年，当双方的观点都得到基本的表达时，作为论战方之一的郭齐勇先生，为了总结这一争论的理论成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争论双方的论文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就是《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一书的由来（以下凡引争论文章，均只注该书页码，而不再注明原发表刊物）。
对于这场争论，笔者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与批评儒家伦理的几位学者也都有过文字的交流甚或当面的磋商。现在，当争论的尘埃落定，——全部争论文章集结为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时，作为曾经参与争论的笔者本人，能否对双方的分歧作出某些反思呢？本着沟通、交流，“不有益于人，必有益于己”的想法，特撰这一“反思性“的文章，以表达自己对双方分歧的再把握。
一、对传统的不同态度
如上所言，这场争论既然是20世纪反传统思潮的继续，并且也是由一贯坚持批评传统的刘清平先生所挑起的，因而其相互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对传统的不同态度，或者说就集中在是积极地继承传统还是消极地抛弃传统这一基本的价值取向上。
比如说，当刘清平以《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第888——896页）挑起这一争论时，其目的本来就是为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探寻历史或文化的根源，所以他写道：“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不正之风或是腐败行为，诸如走后门、拉关系、裙带网、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等，往往也是利用某些特殊性的团体私情（除亲情外还有爱情、友情、乡情、恩情等等）作为突破点或是润滑剂，凭借‘情大于理’、‘情大于法’的概念（即认为特殊性的团体私情可以高于普遍性的法则原理）大行其道。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孔子和孟子自觉确立的主张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儒家根本精神，正是这种‘情大于理’、‘情大于法’观念的始作俑者”（第895—896页）。这一追根溯源性的类比（推理），说明刘清平本来就是为了现实的问题而深入历史的。而这，正构成了他对儒家伦理大加讨伐的基本出发点。
本来，由探寻现实现象的根源而深入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可。问题在于，刘先生深入历史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澄清历史的真相，也不是为了照历史的镜子，而是因为要给现实问题以历史的说明或追溯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而不得不涉及历史，并要以现实的视角给历史以新的裁定。这样，虽然其资料的爬梳、征引已经进入了历史，但对资料进行分析与解释的主体却全然停留于现实的此岸。如此以来，与其说是刘先生进入了历史，沉入于历史的情境之中，不如说他是高坐现代的审判台，而历史的案例、资料则随着刘先生视角的需要而不断地呈现。果然，在《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第853——887页）一文中，孔孟儒学就不得不随着刘先生的视角与标准进行自我呈现：
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他们（孔孟儒家——引者）的有关主张必然会迫使个体性和社会性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导致个 体性和社会性受到后者的约束限制而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而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出现了对立冲突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血缘亲情的本根至上地位，他们的有关主张更是会迫使个体性和社会性否定甚至消解自身，以致人的整体性存在仅仅被归结为血亲团体性存在（第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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