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当中，孟子是第一个系统的讨论人性问题的哲学家。当时，对于人性这个问题，存在着大致三种观点：其一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之分，告子正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其二是人性中有善也有恶。其三则认为有的人人性为善，有的则为恶。孟子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是在与告子的人性无善恶的观点辩论当中展开而逐渐论明自己的主张的。
对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而言，告子的观点在两方面对其造成理论上的威胁，孟子的观点最初就是在驳倒告子这两方面入手，从而在这两方面上突显的区别中立论其人性善的本质：
第一，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认为人的善和恶并非与生俱来，而孟子的性善说认为善是人性中固有的，天生的。在《告子上》中写道：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桊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桊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桊，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1
在告子看来，人之初就好比柳条一样，自然而然；而人成长中的变坏或者变好则好比把自然的柳条弯曲，裁剪而做成篮子或者其他什么一样，是后天作故，都与最初毫无关系。因此，人性是没有好坏，善恶的区分。对此，孟子则认为如告子所言，仁义是后天的，它成为扭曲，造作最初人性的东西，天下之人就将会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他指出了告子的这种人性无善恶，仁义为后天的论说必定是祸害仁义的。
继而，孟子提出了自己的性善说：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2
在对于水流的比喻当中，告子认为人性好比水，被引往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流动一样，它也是在被引向善的时候为善，引向恶的时候为恶，这都是后天使然，而人性本身则没有善恶区别。在此，孟子机智地以水总是往下流动的普遍性来说明无论水是东流还是西流，水的更根本的特性是它总是往下流，以此说明，人性总是善的。
通过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孟子首先在善恶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上作出明确表示，认为人性有善恶的区别，并且进而提出人性是善的观点。
第二， 孟子和告子在对于人性的具体界定当中存在着更为突出的分歧，由此，孟子批驳告子的同时，也表征了自己的观点——人性是区别与动物禽兽的那一“几希”，也就是判断善恶的义理仁心。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3
告子在这里，并没有意识到人性和犬性，牛性的区别，他只是从人的生理本能上提出“食色，性也”的论断，因此不由自主地陷入混淆人性和兽性的错误。孟子在这里的辩驳又一次显示了其辩才，抓住了告子的这一人性论弱点，运用归谬的方法，指出人性不是那种和动物的本能没有多少区别的饮食，声色之类。如果把人性界定为此，必然将人性等同于兽性，这是十分荒谬的。当然在此，告子本身并没有说人性就等于兽性，但是他提出的“食色，性也”的论断在人性和兽性的区分上至少也是模糊不清的，而孟子犀利地洞察到了这点 。
进而，孟子认为性是类的意义上的性，也就是说同类则同性，人作为类之人性是在区别于禽兽类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圣人，与我同类者。”4对于人性，是圣人和庶民都有的，它区别于兽性，在此，孟子的确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推出人在“类”面前是平等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5这个“几希”自然不是那些人和动物共同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能思、能辩善而养之的义理仁心，而这个是天赋予的。
第三，孟子不是直接因为现实的恶而归结为人性的恶，而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恶的存在问题，他坚持了性善而为何现实存在恶这一问题。
在流水的比喻当中，孟子还指出：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6
如若把水比之人性，水之就下是人性善的体现，那么水的过额在山则并非是“水无不下”的本质属性的打破，而不过是受到外界力量的作用导致，因此，人性也是如此，善的本质也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作用，有所蒙蔽，隐藏。他说：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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