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参与人员：
陈
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网名“诚明”）
秋
风：民间学者
米
湾：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
韩
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冼
岩：民间学者（网名“闲言”）
石
勇：民间学者
陈壁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王达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食无鱼：儒学联合论坛网友
（王达三按：以下讨论是发生在儒学联合论坛上有关儒学民间化、儒教国教化以及儒学与宪政的一组讨论。因为讨论正在进行中，我们将陆续整理，以飨读者。）
食无鱼（网友）：
首先感谢王达三先生对我的发言的支持，尽管我们的观点并完全一致。所以我还是想对我的一些想法进行些解释。因为我生性懒散，也没有大的志向，只是对些问题关注而已。所以言辞不达意或者牛马不相及，还请谅解。
我本人持有这样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传统不在当下，而在历史。第二，传统一旦形成，即有所内在规定。
因为传统在历史，所以总存在着和当下有个调适转换的问题。这一过程，顺利也好，难产也罢，但历史和当下交错融合，就总会有新传统形成。新旧传统之间既有表层断裂，也有内在关联。表层和内在的拈出，是基于我的第二个观点，即传统之所以作为传统，乃是因为其是一种地方性话语系统，有其内在的、本质的、特色的固定。正是传统的这一规定，使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既有耶教的传统，也有伊斯兰教的传统，还有我们儒教的传统，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我并不否定各传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世界宗教伦理大会宣言，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肤浅的解释以为共识。这是一个妥协的共识，也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共识。即使如此，我还是相信这种共识是存在的，这是人类交往的一个底线问题。恰若没有，我们也必须找到。
因为有不同的传统，所以存在一个传统的碰撞和融合的问题。碰撞是基于传统的不同特质，融合则不是因为有些基本的共识，而是因为势位和游戏规则所使然。简单的例子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假若没有亡国灭种之虞，儒教的传统，是断不会如此彻底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时势使然，它极有可能进行自我的调适转换。这种自我的调适转换，我确信，其基本义理和价值系统不会有大的改变甚至是崩溃。
但这种崩溃和转变，是事实。我们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革命的传统上尝试着恢复儒教的传统，并且是在强势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和诉求的夹击之下。陈明先生说，儒教之虞不在当局。这我赞同。因为它的转换，是必然的。这点康晓光说得很清楚，无须赘言。
这就迫使我们必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儒教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传统，到底是一种何样的关系，何样的碰撞，何样的融合，是携手并行，还是分道扬镳以为敌人？
首先，我想，对于一个传统本身，不可做本质主义的理解，而是要有所分殊。我的看法是，一个传统本身，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精神的、制度的、物质的。在我看来，陈明先生之所以有贡献，就是因为它注意到了这点，把各个层面的传统定位在因应不同的问题而各有其功能上的属性。这一点似乎是不可辩驳的。因为我们在精神无所着落和制度严重僵硬的情况下，中国人利用自由市场的经济方法，还是取得了至少是一些表面的繁荣。
针对这种繁荣，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繁荣的背后，究竟是一种观念和制度在起作用，还是仅仅是经济本身的贡献。因为根据哈耶克氏的观点，传统是自发秩序的演进和凝结。这种演进和凝结，精神、制度、经济（物质），皆通融在内——或会有些时间差，但大体则一致。如果哈氏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则我们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秋风先生所期望的某种自由的传统，而且秋风先生本人的努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种自由的传统还会加强壮大，而且已经是深入人心。也就是说，精神、制度、经济（物质）上的自由传统，皆会取得自由主义者——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的预期。这点，只要看看现代年轻人的举止言行，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不难意识到这个问题。近来中国的基督徒和部分自由主义者公然打成一片，即是个很好的例证。
根据我上面的描述，我可以说，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是守不住儒教传统的；而陈明式的“中体西用”（以族群、个人生命的利益需求和意志表达为体，以西学为用），与其说是为儒教复兴打开了大门，倒不如说是为全盘西化提供了方便。陈明先生有种说词，即儒学是一种话语系统，它有助于表达中国人的生命意志和利益，因此中国文化的归宿必然是儒教。我真心希望结果会是这样的。但现实却是，这种海德格“语言是存在的家”式的论断，同样会被海德格本人“语言是存在的囚笼”的观点所吊诡。看看北大清华的学生吧，一些人竟然只能用英文写作，而用汉语写情书却只好找枪手。或许这是个滑稽的例子，但悲哀更在于，我们现代的年轻人，不但不以之为耻，而且正是要突破语言的囚笼，并认为英语会使他们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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