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业师郭齐勇教授安排，笔者于今年（2001）五月获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邀请，前往进行访问研究。杜先生在繁忙的学术和公务活动间隙中，安排时间与笔者进行了多次交谈，谈话内容涉及杜的学思进程、师友影响、问题意识、学术实践、论域开展、理论期许以及批评回应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表露了杜的儒学观、中西文化观及其形上学思考。凡此不仅对于杜维明思想研究、而且对于现代新儒学乃至人文学研究，均具参考价值。兹将访谈记录整理发表，以飨学界。由于杜先生非常繁忙，无暇审定本文，故所有文责概由笔者承担。
早年学历
入道机缘
胡：杜先生，您好。十分荣幸有机会拜访您。有关您的访谈文章，见诸报刊的已经不少。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多着重于学术和思想方面，这当然也是我要请教的。但我首先想从您的生平行履、学思进程这类起始性问题进入，比如您是基于何种机缘选择儒学作为终生事业，又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另外，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您就基本上生活于美国，您也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是西方文化的“受惠者”。那么能否比较全面具体地谈谈哪些西方学者对您的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又如何促进了您的儒学研究？所有这些情况正是把握您的思想构成、评价您的思想地位的必要前提。
杜：我接触儒学是在台湾建国中学时期。当时开设“民族精神教育”课，实际上就是政治说教课，与升学没有关系，很多学生没兴趣。讲授这门课的老师名叫周文杰，当时三十多岁，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人，进行特别讲授。一开始，他给我们讲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作品，培养我们对于古典的兴趣，然后进入“四书”。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每个周末讲一次，并要求我们细读经注，深扣字句。正是他使我初步了解到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了解到何为人、如何成人、内外打通一类问题，了解到儒家的人禽、夷夏、义利、王霸之辨，也聆受了“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教诲。从那时起，我对儒家文本产生了亲合感，有了尚友千古的思情。
也是通过周文杰老师，我认识了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的牟宗三先生，后来通过牟先生认识了徐复观先生和唐君毅先生。暑假期间我与四五位学友听牟先生讲课，这些学友现在都是理工界的高级人才。正是基于上述经历和思情，中学毕业后，我报考了牟、徐二先生均在任教的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是基督教学校，但并不强迫信仰。学校开办各种课外学术沙龙。在这种氛围中，我得以接触各种思想资源。当时对欧美现代哲学思潮兴趣较浓，尤其注意存在主义和经验主义。通过参加读经班的宗教活动，对基督教文化以及柏拉图神秘主义、斯多噶主义、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等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当时台湾社会突出提倡的是传统文化，这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传统的义理学与词章学之间，我本来对于后者怀有浓厚兴趣，且中学时期已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但此时我尽量控制自己不向这个方面投入，而发展义理之学。东海大学的英语力量很强，我大一学年就在英文系，后来徐复观先生认为是可造之才，动员我转到中文系。英文底子为我日后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时东海大学教师多为一时之选。牟先生擅长康德、黑格尔（他在我大三学年离开东海大学去了香港）。徐先生专精《孟子》、西汉思想、《文心雕龙》。鲁实先先生对历代文选和甲骨文字颇有造诣，他指导我们标点《史记》，对我的基本功大有裨益。还有孙克宽先生研究杜诗（后来成为蒙古史学家），梁容若先生研究白话文，张佛泉先生研究自由与人权理论，徐道麟先生研究政治学、心理学和思辩，王德昭先生研究希腊哲学与文艺复兴，戴君仁先生为马一浮传人，农学家程兆熊先生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签名者之一。当时刘述先在东海大学任助教，讲希腊哲学，还很年轻，所以我同他的关系在于师友之间。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约农是曾纪泽之子，曾国藩之孙，他任职一年即离开，但为学校奠定了校风。继任校长吴德耀是哈佛大学博士，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人之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后到东海大学任职，为东海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到新加坡组建了东亚哲学研究所。吴先生也是我们家的世交，他与家父是金陵大学的先后校友。
谈到家庭，应该说这方面的熏陶也是十分重要的。我的父亲由金陵大学毕业，主修英文和经济，但对中国诗词深有兴趣，发表过诗作，还喜爱西洋古典音乐。记得小时候的夜晚，父亲常常关上灯，用留声机放唱片，这培养了我听的能力。母亲出自欧阳家族，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家里一直挂着徐悲鸿送她的奔马图。四姨妈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带引下，我拜见过业已闭关的印顺大师，后来还与法鼓山圣严师傅有过较多的学术交往，这是我与佛教的一段因缘，对我日后的宗教研究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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