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南方讲话》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改革的始点，也是他进行过最艰苦、最深入思索的一个问题。像他那样从革命中走来，作为新中国政权第一代领导的核心成员、第二代主要领导人物，是无法不面对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继往，而且关系着中国社会的开来，是不可能越过或回避的。对此，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说：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没有搞清楚?因为迄今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给出足够令人信服、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迄今以来的社会主义没有解放出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因为迄今以来的社会主义是被某种力量紧紧束缚着的社会主义。显然，这种社会主义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差距。
对这种苍白无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显然早有怀疑。他开始对现存的社会主义重新评价，对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明确的概念，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并以证伪的形式提出一个反命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今天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再简单不过的观点了。可是，不说在20多年前，即使现在，要足够估量它的难度，远非易事。须知这个论断的得出必须采用一套全新观念、标准、理论，宣判以往的迷误，指明正确的前程，融入人们的心灵，需要足够智慧。然而，邓小平以他惯有的风格，举重若轻，一下子就把当时复杂的局面扭转了。他用最通俗然而也是最精确的尺子——贫穷，来丈量社会主义的实际高度，人们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他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一下子扭转到经济上来了。正是这个反命题，翻过了社会主义的前一页，翻开了社会主义的新一页。实际上这是做社会主义政治文章的结束，做社会主义经济文章的开始。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是否就是社会主义?这个反命题是个逻辑陷阱。假如承认它的正确，那就掉进了“富裕的社会主义”的陷阱。那就等于承认只要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就等于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当然没有掉进去。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南方讲话》中作了这样的表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认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正命题。
由“仇富”、“憎富”、“怕富”，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转变到不讳言“发财致富”、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主义；再由“一部分人先富”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大变革，更是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新突破。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基督教新的财富观创造了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的财富观也必将创造社会主义。两者的共同之处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必须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对财富的积极追求上。这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原始动力。根本区别是，新教财富观无视经济平等，认可和赞美贫富对立；而邓小平却反对两极分化，主张共同富裕。
回顾1／4世纪的改革历程，比较25年前后人们对待财富的心态，看看今天的中国巨变，难道我们不认为这得益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财富新论吗?
二、一百年经济建设是工业化的普遍规律
1992年，邓小平面对特区高速发展的形势，十分欣慰，说了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但是究竟如何领会其深刻意义，如何领会“不发展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的严重性，现在看许多理解仍嫌不足，有继续加深的余地。
迄今以来人们常常从社会主义的目的性、解放生产力的必然性、发展经济的必要性等方面论证这个命题的意义。这种论述当然不错。可是，为什么邓小平把发展经济提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为什么不发展经济，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上述解释就显得非常间接，非常勉强。因为前邓小平路线恰恰认为不抓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能是死路一条。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有人用近现代中国经济不发展而受列强侵略，几近亡国的历史为鉴；有人用斯大林“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题为据，更有人以前苏东国家的解体作参照，说明不重视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虽然有—定说服力，但都是经验的、外在的解答，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一般规律要求方面来考察。
近读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65)，他在《工业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一节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工业社会同以前所有的社会都不同，它有时候必须强调经济发展，因而经济观点是或者曾经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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