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和儒、释、道的文化政策。
隋、唐两代，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佛教的净土地狱、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道教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征服了无数苦难生灵和广大士人的心，也博得了统治者的垂青和服膺。然而，佛教和道教虽然能使统治者对权力、财富和生命的无限欲求在灵间世界待到虚幻的满足，虽然能使他们通过预置死者的虚幻权力来愚弄和鱼肉活人，但是，为了维持宗法等级制度的现实统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须臾不得离开儒学。秦皇焚书、项王焦土、刘邦在儒士冠中溲溺，均为愚夫所为，为后代聪明的统治者所不齿。当然，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所不同，隋、唐时代的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则大致是以儒学为中气而兼採佛教和道教。
隋文帝将知尊卑长幼之序者升之于朝，任以要职，故多有儒臣襄理政务。他下诏杨素等“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修定五礼，颁苏威所作《五教》于天下并令长幼诵习，又诏令褒扬“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的贤哲，征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山东六儒为太子博士，还亲幸国子学，与诸儒论说礼仪，敕封孔子“先师尼父”。（1）由是，儒学开始复兴。《隋书·儒林传》追述文帝时儒学的盛况道：
高祖膺朝篡历，平一寰宇，顿天纲以维之，贲旌帛以礼之，没好爵以靡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恃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侍，尊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鏧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俊，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黌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终魏晋南北朝时期，戒马倥偬，天下多敖，典籍散佚，庠序焚毁。隋文帝混一天下，海内晏如。才士彬彬儒雅，再逢汉代之盛。然而，好景不长，文帝晚年，信佛弥笃，以国学未精而简省国子学学生为七十人，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亦遭削减，余则归属于诸州。
隋炀帝杨广是靠弑父而居帝位的。他为了长生不老，永享荣华富贵，用道士潘诞造金丹。但为了杜绝臣弑君、子杀父现象在自己登上皇家宝座后重演，这个儒家规范中的乱臣贼子居然擎起了儒家旗帜。他下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讲信修睦，立身之基”。（2）隋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3），儒生们所讲论的不外乎社会伦常礼仪之类问题。他又立孔子后为“绍圣侯”；召天下儒官于东都论议；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並兴；还创立了科举取士之制。在炀帝大业初年，出现了一些冠盖一时的经学专门家：“世称《左氏》有（徐）文远，《礼》有褚徽，《诗》有鲁达，《易》肖陆德明，皆一时冠云。”（4）
李渊建唐，听信道士吉善行之言，认道道开创者和道教教主老子为自己的祖先，李氏王朝与李聃攀上了亲戚。然而，这个自封的老子的后裔，最偏爱的并不是道家或道教，而是儒学。他汰减寺观而力倡儒学，《新唐书·儒林传》云：
高祖始受命，钼颡夷荒，天下略定，既诏有司主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议加爵士。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一；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十三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子学。
高祖尊崇儒学，并不意昧着完全绝弃佛教、道教，其目的在于以儒家名教为本位，吸纳释、老二氏，使儒、佛、道诸共同为其王权专制政治服务。《新唐书·高祖纪》载：“帝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业举者，与博士相杂驳难，久之乃罢。因下诏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溥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学，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挨。’”很显然，这是要以儒家的成礼智信为宗本，使三教归一，汇于一炉。这颇有点儒学为体，佛、道二教为用的意味。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李渊次子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其兄建成、其弟元吉，逼父退位，自登帝位，是为唐太宗。太宗所发动的政变曾得到道士的支持，故其当上皇帝后对道士备加礼遇，进一步明确了李氏王朝与老子的祖孙关系。但另一方面，太宗又颇重视儒学，将其视为治国的纲领。他又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还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响、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之凯、范宁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堂。还诏求近世名儒皇甫侃、褚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张汎、何妥、刘炫等子孙备加擢用。又令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太宗在位时，重用儒臣魏征、房玄龄等，按照儒家学说为政冶国，从谏如流，任人唯贤，居安思危，审慎法令，遂出现了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太宗时儒学盛况道：
本篇文章共10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
- ·文史哲
- ·理工医
- ·经济管理
- ·政治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