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秦汉儒、法之政治整合
周桂钿
关于儒法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应该如何理解？我以为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讨论这类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结束战乱，恢复安定。思想家提出各自不同的方案，展开辩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与其弟子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组成学派。在春秋与战国前期，有老子、孔子和墨子这些显学，派别可能不多，墨子是学了儒学才反儒学的。他对事不对人，明确反对儒家的一些说法，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具体的个人。至于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虽与孔子有不同的见解，二者尚无反对的意思。现存《老子》中反对仁义之类的话，不是春秋时代老子的意思。春秋时代被称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管仲和子产，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对他们均无反对的意思，虽然有所批评或误会，还是赞扬更多些。从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家，对管仲的批评逐渐增多，加重，那是以后的事。如果说这一时期有学术派别，有儒家与法家，还没有发展到儒法对立的程度。
战国中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言盛行于天下。孟子为了复兴儒学，起来辟杨、墨。孟子也批评过农家学派。与此同时，庄子经常与惠施讨论一些关于哲学的问题，拿孔子这样的名人编自己的寓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非儒家反对派的角色。至于法家人物，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将儒家作为批判对象。
战国后期，庄子后学写的《天下篇》认为开始学术是统一的，天下大乱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后来才提到墨子、宋（金开）、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虽然提到这些人物，并没有给他们的学派命名。荀子的《非十二子》批评六派十二子，也包括子思、孟子的儒家学派。他认为只有孔子、子弓这一派思想可以作为治国的方略。但还是没有派名。其他篇也批评了许多名人，而不讲派。韩非子认为，时代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要变化，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讲仁义道德行不通，必须用法术势结合来治理。在这时，韩非似乎只批评儒家学说，说明儒学在社会上影响盖过其他诸子，成为法家政治措施的障碍，必须加以清除。从《韩非子》书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儒法斗争。《吕氏春秋·不二篇》中提到的十名豪士：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儿良。认为他们都有治国的本事，但只能用一种学说治国，不能兼收并蓄，因为他们的理论互相矛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既没有管仲、子产，也没有商鞅、申不害、李悝、慎到这些人物。是否已经发现“一断于法”的片面性，才这么处理的。此前，各家虽然评论了许多思想家及其观点，基本上没有给他们安上什么派。说明先秦时代还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观念，虽然已经在那里争鸣了许多年！
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才提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认为他们殊途同归，都是治国所不可废弃的。这与《吕氏春秋》的“执一”、“不二”说法不一样，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司马谈认为道家即道德家能够兼收并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吸取各家的优长，又能随时变化来适应发展了的实际，容易把握效果又好，所以是只有优点没有弊端的。司马谈的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只讲六家，不提个人；二是突出道家，认为它兼收并蓄，随时变化，最为优秀。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那个时代，杨、墨并称，盛行于天下，司马谈只讲墨不提杨，为什么？墨家公然反对儒家，在儒学独尊两千年后，墨家还有著作流传。而杨家徒有其名，原因何在？是否就是因为他过于自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则不同，他主张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助人为乐，牺牲自己，无私救助弱者。虽然儒家亚圣孟子批评他“无父”的禽兽，在官场上可能也不受欢迎。但在弱势群体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奉行墨学的侠客代不绝人，至今武侠小说还很流行，不能说与此无关。儒家也讲见义勇为，讲的是大义。而实际上见义勇为者，还多数与墨学有关。
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分类为《七略》。其中的《诸子略》就有对先秦各家思想进行分派的问题。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整理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从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班固对此作出总结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则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班固也引《易》传的殊途同归的说法，与司马谈同。虽在独尊儒术盛行之后，没有象司马谈突出道家那样，突出儒家，认为各家都是《六经》的分化派生下来的支流。此前，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与贤良文学之士的争论，由桓宽执笔复述时，作了倾向于儒家观点的处理，好象儒家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是这样也掩盖不住法家观点的合理性。这是一场以儒法两家思想为基础的辩论会，涉及到治国方略的方方面面。班固并没有因此而肯定儒家，否定法家。班固是著名学者，是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史学家。他根据当时的标准来将思想家分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近两千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改变他的分派呢？现在有些人自定标准，说儒家的特点是什么，法家特点是什么，道家特点是什么，然后就按自己的标准来重新分派。这种做法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
本篇文章共4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
- ·文史哲
- ·理工医
- ·经济管理
- ·政治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