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一文的不同看法
最近，“学说连线”发布了刘顺先生的《“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以下简称《抑商》）一文，该文对历史上中国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从全新的角度给予了分析。
刘先生探讨了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观原因”以及这一政策能够实行的“客观条件”。作者认为，重农抑商政策便于“稳定人口”，使得整个社会“易于管理”，所以统治者“选择”了这种政策。国家文官体系的存在则是重农抑商政策得以实施的社会条件。
应当说，刘先生把“政策”看作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确实比一般历史学家都要高明。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统治者之所以选择某种政策，只能是由于这一政策有利于维持其统治。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已经阐明，帝王们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政策“选择”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刘先生没有读过诺思著作（我根据《抑商》一文的注释所作的猜想），也不了解现代经济学用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基本原理，但却能够在历史研究中自发应用这一基本原理，实在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但是，刘先生也与传统历史学家一样，是用“阻力大”来说明社会停滞或运行缓慢。不过，既然刘先生认为抑商政策是统治者的“精明”选择，那么如果某一个历史时期遇到一个昏庸的统治者，他不知道选择这一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不知道大力抑制商业，商业就有可能发展起来；或者，如果国家的“文官体系”没有很好地为统治者执行抑商政策，商业也有可能发展起来。
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现提出来与刘先生商榷。
一、正确的探讨理路
关于近代中国“落伍”的议论，从基本思路上就是错误的。如果的落伍根源于最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各地的统治者就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了。秦国政治家吕不韦究竟是不是属于商人，还存在着疑问。退一步说，即使他确实是商人出身，那么他的财富、地位和政治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商人身份，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根源于“重农抑商”政策，那么至少从秦统一以后，中国就应该一直贫穷落后才对，因为那时就已经实行这一政策了。在明清之际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起源于“重农抑商”政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探讨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积累。但是生产技术进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世界历史上，生产技术的真正重大突破发生在西欧。不了解西欧何以出现技术突破，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当然也就无法认识中国社会的停滞或落伍。其实所谓“落伍”，正是相对于西欧兴起而言的。弄清西欧经济兴起的原理，是摆在全世界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面前的伟大任务。所幸的是，这一任务已经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完成，其成果就是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在本文中，我们没有必要详细介绍西欧兴起的原理。下面我们向读者简单介绍诺思阐明的“技术创新原理”以及西欧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此后再向读者分析中国的统治者何以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中，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理是笔者应用诺思方法首先发现的。
二、技术创新的原理和西欧的技术突破
现代经济学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人的活动离不开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进步绝不会偶然出现，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才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
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在出售后因为被人仿制而使发明人所获收益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能够偶然发现的技术（几乎）都已经被人民掌握，剩下的“项目”依靠偶然性原理无法突破的，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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