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复兴的涵义

离开中华民族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历史背景而讲民族复兴极容易陷入种族主义之中，没有任何意义。民族是一个载体，民族复兴就是将民族所承载的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得以恢复，这种恢复并不是因为这种文明能界定我们民族的特征，而是因为文明本身有内在的复兴要求，它是解决中华民族自身问题以及世界所面临困境的出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出发可以走向道统，但对道统的认同并不单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而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不可能按西方的方式在现存世界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人类共同发展的美梦早已被纵欲主义文化以及其所对应的秩序打破，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中华复兴的问题。中华复兴是民族主义，但又是救世主义，从民族主义出发进而超越民族主义，这才是自利而能利他的真正的复兴之路。离开其它民族而讲民族复兴，并沒有摆脱现存体制和文化，即使有“复兴”也是历史的一段插曲。《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告诉我们：虽有阴阳消息，但阳无可尽，道不可亡。观《复》不但能理解当今世界主导文化的性质，还能体认中华复兴的必然性及其本质涵义。

中华复兴的根本就是以道统的复兴带动民族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或不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具体的，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有霸权者的民族主义。霸权者的民族主义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是掠夺和扩张的思想武器，沒有任何公正可言，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却是争取自身正当利益，改造不合理现实的有力武器。离开不公正的国际秩序而抽象地谈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会掩盖问题的本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这种民族主义总是和传统文明相结合，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退守”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彻底“国际化”，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有些人热衷于发现中国人的“病态的”、“媚上排外”的民族主义，但却不去思考这种“精神病灶”产生的背景，也不反思这种“精神病灶”发现者自身的“精神病灶”，陷入另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化装成世界主义和普适价值的面目）之中而不自知。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这样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条保持清醒、通往正道的阶梯，没有这个阶梯，就很可能在国际化、普适世主义的煽动下丧失民族复兴的机会。民族主义在现时代是超越民族主义走向正道的必由途径。

中华复兴是中华民族长期而艰巨的使命。与其过早地谈论民族复兴，不如积极、认真地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霸者必有违道取誉之事，欢虞实际上是人为造作使然，岂能长久？而王者顺道而为，一切皆自然而然，其民平和、广大、自得，并沒有狂喜和狂怒。过分地渲染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或许可以使民众欢虞和激动，但对世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轻言复兴并不能振奋民族精神，相反，以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复兴，复圣人之道，这才是平和自然而后劲十足的复兴。

（《证大》2002、7期，《读书时报》2004年9月29日头版。作者殷辂，字恺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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