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出生于绍兴城一没落家庭，十三、十四岁后因家道衰落而生活日益艰难。尽管童年天真无邪的生活里有着许多温馨、柔和而美丽的体验——这种温馨、柔和而美丽的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温馨、伤感的诗性怀忆与追往，曾在《呐喊》、《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等集子内的一些文章里有所流露和体现——但旧社会里丑陋而险恶的东西（包括科举），尤其是自己家族所表现出来的丑恶而险恶的东西，加以家道中落所带来的艰难、辛酸特别是他人的卑视和轻蔑，给鲁迅童年、少年时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他的性格注入的坚强、坚韧和反叛。1898-1902年，鲁迅离开家乡远走他处，“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在南京新式学堂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以及维新思潮影响下对《时务报》、《天演论》、《译学汇编》等进步书刊的阅读，使他接受了进化理论，接受了承认和主张社会变革的社会政治思想，开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社会的思想文化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形成自己的各种看法。
1902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学后，他在学习预科的同时喜欢阅读哲学和文艺方面的书，并尤其注意起人性和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治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由于在日本看到中国人“赏鉴”中国人被杀头的电影镜头，由于在日本耳濡目染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差异，特别是由于他对文艺的浓厚之兴趣，他决定放弃学医并最终退学返回东京。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
1906年退学返回东京后，鲁迅开始联合一些人提倡文艺，创办刊物，撰写稿子和翻译外国的文艺作品，但是他提倡文艺以改造国民和挽救国家的梦想又终因没有人理会而失败了。医学梦想的破产，文艺梦想的破产，鲁迅陷入了无比的失落、孤独、寂寞和悲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4]现实对有着远大报负的青年鲁迅其医学梦想和文艺梦想的粉碎，使他开始失却作为青春少年鲁迅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之激情和报负，也开始认为“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5]，现实主义以及他对世事、时事的冷峻、冷酷之看待，开始在鲁迅的心中攀升……
恰在此时，因为母亲和兄弟等在经济上的需要”，鲁迅便在1909年返回中国，开始在杭州、绍兴和北京等地从事教育部门的工作，并沉于研究和整理古代的有关文献资料。虽然鲁迅曾目睹辛亥革命之光来到杭州和绍兴一带，但辛亥革命戏剧性的昙花一现和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实质性之依然一致，不但没有把鲁迅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意志主义的东西“召唤”回来，反而大大促进了他对这场“革命”的思考，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对中国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思考。鲁迅饱含“地火”、“熔岩”的心，带着中国社会的苦难，带着自己人生的苦难，走进了孤寂而冷峻的思维之城堡……
就在这样的寂寞与冷峻中，鲁迅度过了他1909-1918年这10年在教育领域的时光，这10年主要心向古代文献资料的思维时光。辛亥革命昙花一现，并没有对下层民众（这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体）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封建军阀对“民国”政权的窃取和封建主义的倒行逆施，“民主”、“科学”旗帜下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旧艺术而主张新政治、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新艺术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激进的民主主义分子或初步的共产主义分子，利用《新青年》等阵地开始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道德以及旧文学旧艺术等核心内容展开了进攻；而旧的伦理道德，旧的伦理文化，则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主要攻击对象。
鲁迅大量的小说和杂文批判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尤其是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之陋劣”，并且是“尖刻的”和“不留情面的”。而读者如果就以此来判定鲁迅是一个尖酸刻薄、逞勇好斗、胸量狭小的人，那只能说那只是读者自己的浅簿与尖刻。长期生活在专制主义政治之下以及长期沐浴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中国大众，又岂能人人都理解鲁迅的良苦用心（也许总处处矫枉过正）？又岂能人人都领悟鲁迅的上下求索？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6]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确是战斗的一生，批判的一生。鲁迅在批判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也间接地展示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光明的预想，这些都直接显示了他的内心精神世界，他的个性心理品格。因而说，鲁迅在批判中国旧道德的同时，也真实显现了鲁迅自己的道德品行，显现了鲁迅自己的人生精神。
“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7]“鲁迅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着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8]有的人骂他尖酸刻薄，有的骂他冷酷毒辣，有的人骂他阴贼、多疑、善妒，有的人骂他胸量狭小，爱复仇，喜报复，有的人骂他虚荣好颂，领袖欲强烈。总之，“他逝世前的几十年，备受国粹派、现代派、保守派、革命派、左派的讽刺、笑骂、诅咒，攻击；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也不得安生，无意的误解，有意的曲解，只责他骂人，不提人骂他……至于视鲁迅为异类，为绊脚石，为怪物，为落伍，为反动，为封建余孽，或以青年名义、或以革命名义、或以无产阶级名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事，更是史不绝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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