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章言学而成德之义。
“时”有二义，一为适时（何晏《集解》引马融），一为时时（朱熹《集注》）。后者义胜。
“习”，既有温习义，又有演习、践行义。
“朋”，《集解》引包咸：“同门曰朋”。朱熹解作“同类也”。其《集注》又引程子：“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后者可从。此即《里仁》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之义。
读此章，有两个问题需要先提出来进行讨论：
1．此“学”为何义？2．“学”和“习”与“有朋而乐”、“不知不愠”有何关系？
如把“学”、“习”仅理解为知识性的学习，此“学”和“习”与“有朋而乐”、“不知不愠”便没有内在的关联性。但此章三句实一气呵成，意义连贯，不是无关的三句话。
这里关键是对“学”的理解。
孔子所言“学”，其核心是人的修养，其目的是立身成德，由此而成就人生的智慧。
《学而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雍也3》：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子张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述而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上引五章所论，既表明了这“学”的内容，同时也指出了“学”的目的所在。
“学”的内容，大体有二方面：一是“文”；一是在行为上所达成的德性修养。
“文”的内容，概括讲，即“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或礼、乐、射、御、书、数），包括现代人所说的知识、技能、技艺、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而“不迁怒，不贰过”和孝、悌、忠、信之属，则为“学”的主要内容，而“文”则只是“行有余力”才做的事情。
今人的态度，是把“学”单纯作知识技能义的理解；而这知识技能，又单纯是做功利之用的。这样理解的“学”，其实只能是“苦”，不能是“说”，不能是“乐”。
所以，这“学”，要达到悦、乐，一定要不断超越知识自身。或者说，要超越对知识技能的单纯功利性的态度。这超越的第一步，可以是对知识技能本身发生兴趣。比如，古希腊人很重视知识、技艺，它由知识技艺产生对世界的好奇、惊异，因而发展出对“真理”本身的兴趣，故有其知识论的建构，有其作为“爱智”的哲学传统。孔子亦有类似的观点。比如《雍也20》：“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而好之，这类似于西方人的“爱智”。但孔子并不到此为止。“好之”，有一个对象；而“乐”则是中心之“乐”，是超越了对象性意义的“乐”。《孟子·离娄上》所谓“乐則生矣，生則恶可已也；恶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所说即此“乐”之义。
西方人的传统，是把这技艺知识的超越指向一知识论的系统。这其实又是一种分化。按孔子的意思，是不要抽离出一个单纯的知识系统。因为单纯从知识不能真正达到真实。但他也不是不要知识、技能。他对知识、技能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游”。
《述而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游”字很有意思。《礼记·学记》说：
“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这“游”字所标示出的为学路径是：为学既要涵泳于“艺”，又不偏执于“艺”。因为这里的“学”它不是单纯的学技术，不是单纯的学知识。由此路径，知识技艺被艺术化了。知识技艺是可以普及、可以重复进行作业的东西，而艺术则是充分个性化的产物。个性化，是使普遍而平均化的东西与个体的内在心灵生活相关联。在这里，才会有兴趣、趣味发生。《庄子·养生主》篇讲庖丁解牛，庖丁的解牛，一举一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其技艺转变为完全个性化和艺术化的表现。为什么能如此？是因为他已由技而进于“道”。所以文惠君可以从庖丁的解牛而“得养生焉”——即超越技艺而进生命之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与生命存在的相关性。生命的开始是整体性的。我们教小孩子，讲究“寓教于乐”。小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在游戏中学会知识、技艺，他很有兴趣。小孩的学习，代表着生命的自然。大人的学习，可以说代表的是一种文明的方式。大人的学习采取的是分化的形式。知识技艺就是知识技艺，它被从生命的整体的“游戏”和“玩儿”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成为“正经事”。当然，大人也不能总干“正经事”，所以，我们现代人又讲究“休闲”，发明很多游戏和“玩儿”的方式。这是一种补充。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就是上面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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