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却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为“上书”时的话即“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实行“全变”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接着庚子动乱，辛丑条约，使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尽管后来清政府的维新政策不亚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预备立宪，可是它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则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民主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真正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可以看出，在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源泉是自由主义；而在中国，它们二者的共同点更多的表现为求发展求富强。
今天，时代已经变迁了，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回顾百年，翻检思想，有人觉得我们现在的不少感悟，竟是梁启超早已说过的东西；更有人发出了“告别革命”的议论。笔者以为，此议的着眼点似在今日而非昔日。如果要对历史进行“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指点，则不可以脱离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实际环境，也不能只研究历史的后果，不认或否认种种复杂的前因，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评价接近客观与公允；如果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则笔者敢言：邓公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与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已经成为国人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对我们民族之宝贵，如何评价亦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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