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忠实于王权的封建官僚，王阳明一生积极镇压民众的“叛上作乱”，致力于“破山中贼”，但他认为武力镇压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民众的反叛，“民虽格面，未知格心”，比“山中贼”更为厉害的是是“心中贼 ”，而他的“致良知”学说恰恰具有破“心中贼 ”的功效，因为即使愚夫愚妇，倘真能“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石成金。”［11］“致良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功效，是因为其并非什么深奥的理论，而只是要人们“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12］换言之，“致良知”是以“存理灭欲”为目的。这表明王阳明认为只要通过唤发人们的“良知”并使人们各致其“良知”，从而使每个人都无丝毫私欲牵挂，而只存留天理于心中，就能够真正破“心中贼”，化解现实社会的危机，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了。
然而，现实的社会然而既未因王阳明力“破山中贼”而有所消解，也没有因阳明提出“致良知”说以破“心中贼”而得以解决；相反地，社会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深重了。“意主苛刻”、“益肆诛戮”［13］的世宗屡兴大狱，制裁异己，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统治阶级的向心力，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君臣上下勾心斗角，朝廷内外纷争不已。至于“当国者政以贿成，吏腴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捕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更造成“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的弊害。［14］
生长于社会底层而深知时艰的张居正，是怀抱着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志向开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进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读书说》，明确表白了自己的为学宗旨和政治抱负。他说：“善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之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继述，故操觚染翰，从骚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经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为，而欲蒲一技以自显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15］二十八年，他给世宗皇帝上《论时政疏》，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血气壅閼”，并非无法救治；而所谓“血气壅閼”指的是世宗长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与宦官宫妾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处于瘫痪状态。所以，他认为世宗帝如再不励精图治，“广开献纳之明，亲近辅弼之佐”，使“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国家政治则将病入膏肓，虽有良医扁鹊也无可挽救。［16］隆庆二年（1568），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给穆宗皇帝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开篇即谓：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之善治，譬之琴瑟之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阼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倦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迫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他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为六大急务，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17］如果说他嘉靖年间所上《论时政疏》着重于列举时弊，从“内圣”方面要求世宗帝励精图治，那末，隆庆年间所上《陈六事疏》则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点要求其解决六大急务以刷新政治，做到“外王”。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以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之学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只顾追求个人的腐化享乐，而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种政治积弊及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其病根乃在于封建专制权力机构功能的严重失调。因此，尽管他也很看重“性命之学”，但并不认为依靠“性命之学”（如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之类）就能够扫除时弊，拯救现实危机，故而把调整权力机构功能，自上而上并有针对性地推展经济、政治改革，作为化解社会危机，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途径。
隆庆六年（1572），穆宗猝然中风，召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于御榻前受顾命。时，高拱为内阁首辅，本应承担辅助神宗帝重任，但因他没有处理好与内监冯保的关系，触怒了皇后和神宗生母皇贵妃，受到革职回籍的处分，于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掌握了政权。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整整十年间，张居正一直被神宗帝以师礼相待，尊称为“元辅张先生”，实际取得了封建专制体制最高决策人的地位。他充分利用这种特殊条件，按照既定的设想，稳健而扎实地推行全面改革。他制定“考成法”以解决中央集权问题，设立“职官书屏”以解决人事问题，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吏治腐败，很快使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顺利建成一个操纵自如、运转灵活的权力机构。他又从整顿田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田地，并以此为基础推地“一条鞭法”，进行赋役制度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安定了。史称“万历年间，最称富庶”，说明他富国的目标成功实现了。此外，他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找到当时外患频仍的症结，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解决了无兵无财无将的难题，基本成功实现了他强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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