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e越大，Lf越小，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增加非国有企业的自有资本，则国家承担的破产损失就会相对缩小。例如，让非国有企业的自有资本比例从目前的36．59％提升为60％，则金融债务与其他债务的比例之和就小于叙％，若两者比重按原有比例缩小，则企业破产后，由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所承担的损失相应缩小： Lf＝40％×54．68％＋W×40％×45.31％一34.16%（比原来的58．37%减少了41．47%） 即国家所承担的损失仅占34.16％，如果国有信用规模再能减少1／2，则国家承担的损失就只剩下17.08％。
公式（2）和（5）向我们提出了三个要求：①减少国有信用规模；②提高信用资产质量；③增加非国有企业的自有资本比例。第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讨论过，那么后两个要求怎样解决呢？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
从实际情况看，企业对信用机构的侵蚀与企业自有资本的比例关系密切：当一个自有资本比例较小的企业再从其他机构贷款时，它的自有资本比例就会进一步减小。反过来，如果一个企业不增长债务的情况下增加自有资本，虽然负债的绝对额没有减少，但其资产负债率相对减小，破产后能够清偿的债务相应增加，国有机构对破产损失的承担比例相应减少。
一个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可以令经济效益不好或信誉不高的企业借不到债或只能借到较少的债；通过等级评定，有问题的企业因为信用等级的降低而被社会所关注，从而使经营良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早采取措施，避免对低质的企业扩大不良债务，从而避免被强制承担低质企业经营不善的后果。而在一个没有信用评级制度的社会里（例如在我国），经济效益较低且濒临倒闭的企业可以依靠某种地位，在信用信息错乱的制度下大量举债，将r＋wXS的比例随意扩大，甚至在已经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负债（减少自有资本比例），以延缓终局时刻的到来。其结果是破产损失的人为加倍增长，使更多的企业和信用机构产生大量不良信用资产。此外，在信用评级制度下，一个企业要获得其他企业的商业信用，要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要获得较低的筹资成本（高信用等级的企业的贷款利率低于低等级的企业），它就必须保持较高的信用等级，而我们知道，较高的自有资本比例是得到高信用等级的基本条件，所以一个完善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不仅可以防止一些企业（不顾投资者的利益）冒险加倍扩大不良信用资产和破产损失（以至造成全社会的更大损失），而且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的利益杠杆来促进企业增加自有资本的比例，从而实现上述两个减少国家承担破产损失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每一个完善的市场社会都有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但这些信用评级制度一般是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但是，根据我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如果等待经济自己生长出信用评级制度，可能还要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公有制企业具有获得信用的特权而无须评级，非公有制企业单方评级（只有一部分企业评级）没有意义。从20年的改革过程来看，只有较少的企业有评级的主动要求，如此“耐心”地等待下去，我国全社会的破产损失只能越来越高，绝不会有所减少。为了减少社会的破产损失，从而减少国家所承担的破产损失的绝对值（从这次国企改革的情况看，绝对值达数千亿），我国有必要由国家强制建立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如果在评级制度中上，国家将企业的自有资本的比例60％作为最高信用等级的标准之一，并对自有资本的比例给予较大的权数，那么达不到这一标准的企业信用等级将显著降低，这将迫使全社会企业的自有资本迅速增加，并能有效阻止企业的超额举债。如此，非国有企业转嫁给国家的风险就会减少，国家和其他社会成员所分担的破产损失也会大大缩减。
作者：宋建军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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