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

作者:66WEN收集整理 来源:www.66wen.com 更新时间:2006年11月11日

来到哈佛大学不久,我便发回一篇评论性的文章给上海的《新民周刊》。我这样做是在履行合同。2000年的第一天,我与在上海的另外三位著名学者(文化评论家沙叶新、社会学家邓伟志和法学家周汉民)共同与上海文新集团著名的《新民周刊》签约,由我们四位每周轮流为《新民周刊》的“一周谈”撰稿评论文章,题材各有偏重,《新民周刊》则以千字千元的标准支付稿酬。这个为期一年的合同虽然快到期了,但我并不想在年末违约。这自然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了。在我发回的文章中,我要谈的也是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从“网”上看到了中共15届5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引发了我对制度问题的一些想法,一气呵成。过了大约一个月,《新民周刊》的金仲伟先生给我传来“伊妹儿”,对我的文章大发赞美之词,称其为“‘一周谈’创办以来最有影响的文章”。

我的文章可以说是“借题发挥”。这个“题”就是中共15届5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公报”强调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保持高速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足为奇;为了实现经济在下一个十年的高速增长,会议在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句话显然把制度的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这也不足为奇。坦率地说,这几年,“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早已是深入人心。特别是这两年国人开始了解更多的关于“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信息的时候,“创新”二字的含金量可以说每天都在上“涨”。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话题是,如何将“创新”从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呢?

3个月以前,我从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回到上海。随后我应邀在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的“名博士经济论坛”为学生做了首场学术报告,题为“企业家精神与金融制度创新”。在那场报告中,我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阐明了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含义。我特别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对制度创新问题的忽视,我还评价了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缺失。例如我说,就制度而言,现有的理论都是同一个命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注重对制度的建设。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甚至说,只有完善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他因素(如技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等)不过是增长而已。

可是,我们看到的经济,无论是象美国这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是象中国这样新兴的市场经济,在面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大块由现有的制度(或规则)管理着的经济内容。庞大的政府部门,历史悠久的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控制着经济的大部分活动。美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于这种经济的现状有过精彩的描写和分析(顺便插一句,据说,80高龄的加尔布雷斯现在就住在哈佛燕京学社身后的那条树木成荫的佛朗西斯大街上)。在这一块经济里面,制度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致。交易的活动完全遵循着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在此之上,政府用法律和管制条例规制着市场制度和交易的活动。当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追求制度规范化的时候,其实就是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他们的市场制度、法律和各种政府管制经济的条例。引进证券交易所就是最为典型的制度引进活动。有了这些制度,经济的活动得以有序开展,从而经济得以发展。

但是,我们如果要细细打量一下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制度也不过在规制着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经济的活动,而不是全部的活动。正是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兴趣。我的直觉是,剩下的经济活动肯定是在“体制外”进行的。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而已,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他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他们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一些研究早已发现,在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有的制度而生存,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开始成为他们共同的症状。例如,证券交易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排斥更有效率和活力的创业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银行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歧视中小企业;创新越来越与大企业无缘。有的研究证明,我们近30年来的主要发明与产业化几乎都是民间的个人活动。当前信息产业的发展更加说明,恰恰是“体制外”的活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中担当关键的角色,民间力量始终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风险资本的出现,没有风险投资家和投资基金的出现,没有创业板证券市场的出现,没有期股期权制度的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经济”。毫无疑问,“新经济”就是这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这个创新过程不是政府组织和规划的结果,而是民间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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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摘要
来到哈佛大学不久,我便发回一篇评论性的文章给上海的《新民周刊》。例如,证券交易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排斥更有效率和活力的创业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银行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歧视中小企业;创新越来越与大企业无缘。当前信息产业的发展更加说明,恰恰是“体制外”的活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中担当关键的角色,民间力量始终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毫无疑问,“新经济”就是这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这个创新过程不是政府组织和规划的结果,而是民间活动的产物。
关键词
大企业 上海 新民 加尔布雷斯 投资基金 知识经济 信息产业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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