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且不管“建构”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袭了80年代的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方案。不过这一点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清理，这一清理不光体现在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的重大转变，更主要的是将“建构”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严格加以区分，即将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一文努力对“建构”一文的“政治纲领性”因素进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构”一文中关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页4）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页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两个阶段论”（页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为一种用“关系或互动”角度取代“动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页126？28）。当然，我们在分析这种转化时，必须要考虑“建构”与“研究”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后者是要从侧面反思这一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正是因为作者既作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INSIDER），又作为市民社会的反思者（OUTSIDER），这一双重角色更使我们容易看到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的说来，这一转化就在于从学理上抛弃掉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而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5].
2、市民社会理论：“外部紧张”与“内部紧张” =`*d?k-%:]H'a �_6,QakzB&~@u} rg\zD0小学教育论文j;__ulrV%@k.tp&=)N55rxHk %=1{
当我们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我们依然发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由于与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指导，而是对现实的解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现出某种紧张。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作辩护的，这种理论似乎仅仅由于它与本土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相关性而获得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理论建构，反对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对的“方法论帝国主义”，尽管历史或经验现实又恰恰是理论所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资源又是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无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策略而存在，它必须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因此，他反复强调建构理论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对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际，因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而产生的旧问题也会随之不存。这样，经验对象和它的理论建构之间，理论建构和它所“再现”的经验对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这恰恰构成了他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标识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隐含于其后的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位的局限性。[6]
对于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外部紧张”，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即“研究的研究”）来取代实质性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中，除了“建构”和“架构”属于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阐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评述”一文都属于“研究的研究”。这种方法论的反思固然与他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而且在中国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实质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的相对分工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这种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实质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对的“方法论瘟疫”（韦伯语）之中，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后依然见不到关于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范本[7].
不过，正是在这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克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外部紧张的同时，实际上逐步放弃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并将此转化为一个抽象分析模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建构”一文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后来的“研究”一文中虽然保留了“良性互动”的说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没能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页133，着重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们“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页135-6，着重为原文所加）。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化：具有特定内涵的“良性互动”为一般性的“真实（或具体）互动关系”所取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为“国家与社会”所取代。前一种转化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紧张（这与前面所分析的从“政治纲领”向“理论建构”的转化密切相关），我在下面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后一种转化而言，尽管这一对概念经常互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良性互动”的关心使得他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市场之私域”与“非官方之共域”（页8），其核心主体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页6-7），这样就将广大的“非现代化导向”的乡村社会排除在外（页10）。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显然无法分析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状况。由此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在紧张”，即既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导向”，又要将它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这一紧张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放弃“中国市民社会”的特有内容，将其转化为抽象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在“评论”一文中，“国家与社会”框架所针对的恰恰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学科传统而言，这一框架与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思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学人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与家族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8]相比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坚持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将这些不同的学科传统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邓正来先生最终放弃掉“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而将它改造为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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