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起源问题是传统法理学框架的重要基石，近年来被冷落，与其说是变得相对不重要了，还不如说是问题的解决有相当的难度，进展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何时起源的？原始社会有没有法律（或原始社会规范是不是法）？这种争论已不完全是对事实的争论，更多的是解释标准的争论。然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无疑还同时存在一个至少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即社会规范是怎样起源的？
80年代初期，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被翻译成中文〔1〕，其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态，属于某种最古老的社会规范，并从社会控制角度对原始禁忌问题做了深刻阐述。这有助于弥补社会规范起源问题的空白。除此之外，我国学者蔡俊生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结构》、美国学者怀特的《文化的科学》、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与原始禁忌有关的问题。进入90年代，我国法学界也有人注意到原始禁忌问题〔2〕，但尚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仅想根据这些著作，对原始禁忌问题及意义做一综合分析和评述。
一、古老的两性禁忌规范
总的来说，我国学术界对原始禁忌（Taboo）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法学界对此更是陌生。民族学的资料表明，在所有处于前阶级社会的民族那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禁规，其中最重要的禁规多与食物和性关系有关，例如狩猎前禁止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在狩猎出发前要禁食几天；以及更重要的，对氏族内部性关系的严格禁止，等等。在我国，一般认为，禁忌是某种在原始社会中存在的观念或规则，其禁止人们同“神圣”的或“不洁”的东西和事物接近，否则会招致超自然力的惩罚〔3〕。但是学术界一般只把禁忌作为原始宗教的一部分，属于消极巫术的一种（参见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P404）。因此，禁忌问题在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不占什么地位。
当然，对多数中外学者来说，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禁忌的产生问题是很令人费解的。这集中表现在有关男女性关系的禁忌上。人们普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禁忌规定是在远古什么时候产生的？它为什么会产生？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意义何在？
早在十九世纪，俄国的民族学家科瓦列夫斯基曾有过一种解释，认为禁忌的出现是为防止原始人群集体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原始人群内部实行杂乱性关系的结果（见《婚姻和家庭的起源》P57）。苏联学者谢苗诺夫对于禁忌问题的研究或许是受到了科瓦列夫斯基的启发。
我们知道，“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是维系氏族的纽带”〔4〕。因此，族外婚是氏族社会的基本婚姻形态和根本特征，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意味着在不同氏族组织的成员之间存在着性关系自由，而另一方面，氏族内部成员的性关系又被严格禁止。在这两者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的否定方面，是性禁忌规范。对违反这种规范而发生的两性关系，一般不仅被看成是道德上的过失，而且是所有犯罪中最严重的罪行，通常要处死刑。在原始社会，杀死乡亲往往可以被集体宽容，但违背了禁忌规则绝不会得到宽容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谢苗诺夫解释说，显然，在原始人心目中，对性禁忌的违反被看作是所有犯罪的人中最可怕的人，违反性禁忌会被看成是对所有集体成员的可怕威胁，这种危险高悬在人类集体之上并威胁着整个集体的生存。但是，实际上，在氏族组织产生后一切历史阶段上，违反族外婚（性禁忌）的事情对于任何集体又没造成现实的危险。这又该做何解释呢？谢苗诺夫说，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性禁忌规范所要禁止的危险的确是现实地存在过的，并且在性禁忌即非性关系规范产生以前的前氏族社会阶段就存在的，只是随着性禁忌的产生即进入氏族社会后才被制止，并且是完全地、彻底地被制止了〔6〕。但是这种危险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在它消失了几千年甚至在更长时期之后，由这种危险所产生的禁规还在人们心中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定，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人类进入氏族社会之前，人类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性关系的确隐含着某种危险，这种危险又严重威胁着人类联合体本身。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基于这种危险而产生的禁忌规范又有什么样性质和意义？正是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谢苗诺夫得出一些极有意义的结论，使我们得以看出最初的社会规范是怎样起源的。
二、性禁忌与初步社会控制
现在的教科书把原始社会描绘成一个所有成员共同生活、劳动的，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平等互助的社会。但如果认为人类的原始社会始终是这种情形，或者说人类在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形，那就错了。恩格斯说过，人类是怎样摆脱自然界的，也就是怎样进入社会的。在人类最初从自然界跨进社会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我们后来在文明社会中所看到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代之而存在的却是另一种斗争——赤裸裸的本能斗争，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存斗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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