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近百年来，在探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虽然学说林立、观点纷呈，但大多忽略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中“母亲素质”这个因素。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母子之间往往共同参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形成一方施教与一方受教的社会化过程，其中母亲素质的高低，作用举足轻重。母亲不良言行的引导会直接影响孩子不良行为产生乃至出现犯罪行为的苗头。深入探讨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一、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系

美国社会学教授马丁？R？哈斯克尔和路易斯？雅布隆斯基在《青少年犯罪》一书中指出：“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团体中，家庭的影响最直接最永久。家庭是决定一个儿童是否成为犯罪者的重要因素，是青少年适应社会的基本媒介。”（1）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家庭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里母亲角色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形成、行为模式的养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每一位母亲，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才、出类拔萃，然而当他们付出了许多艰辛，甚至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其结果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有的孩子还成为社会的罪人这一无情的现实，令相当多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其根源就在于她们有意无意地轻视或忽略了“母亲角色”自身素质的问题。前苏联的大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一切都让给孩子，为他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已的幸福，恰恰是送给儿童的最可怕的“礼物”。我们每一个体从出生便会沐浴于人性中最伟大的母爱光辉，理智、温馨的母爱，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有调查表明，2/3未成年人认为具备良好素质的母亲是自已成长的第一道德榜样。我们知道，人的素质主要包括人的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三方面的内容。其中，文化素质指的是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和社会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民族理想、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社会意识等；心理素质则包括认知方式、情绪情感、意志品质、自我意识。作为家长的母亲其道德水平、文化修养、行为举止，对子女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铭心刻骨的，对自已子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巨大。母亲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任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她们各自素质所充分表达出来的强烈母爱往往会决定未成年人成长的人生走向。古今中外很多杰出人物在回忆自己成长历程时，都会谈到母亲的教育对他们一生成长所起的作用；而一些穷途末路的歹徒，绝望中也往往最记恨自已的亲生母亲。清光绪年间发生的“临刑责母”故事足以为天下做母亲的所警醒。母子血缘相通，生命相连，真挚的母爱是与身俱来的一种女性本能，但不良母爱却可能把我们的未成年人引向反面。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耳闻目睹了不少泛滥开来的母爱，如娇惯溺爱、包办代替，如苛刻严厉、简单粗暴，为此母亲们均付出了艰辛，而结果却难随人愿。我们看到太多的母亲差不多大半生都在为孩子忙乎：从出生到长大，从上学到工作，再从结婚成家到生儿育女，全过程都恨不能全部承包，在这种“爱护”下培养出大批的“小皇帝”。然而，溺爱包办的结果却导致了他们的无能自私，缺乏自控，严厉粗暴则造成了他们的冲动暴力，甚至走向犯罪。科学的母爱应该是可以给孩子健康的思想，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身体的；理智的母爱应该是能有效地控制支配自己的感情，处处从孩子的发展与前途着想的母爱。纵观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大多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良需要——不良生活习惯——不良行为习癖化——犯罪，只要及时中断这个过程，就能有效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我国自80年代后期整个社会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中国的家庭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离婚率的升高、家庭暴力的加剧，尤其是思想上个人主义、开放、平等、竞争、博爱……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古老的河道上泛起粼粼波光，映进了未成年人纯净的心目，急遂变迁的时代放大了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未成年人自我控制系统。我们的母亲在面对社会分化、利益纷争、道德失常、伦理失范的情境下，自身的身心安顿、思想解困以及行为规范也都现实地成了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双刃剑”带来物质层面的问题延展到社会的诸多领域时，母亲自身如何面对这个世界，无不给子女表现出一种导向作用，母亲的不良言行会成为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的催化剂，素质低下母亲的不良引导会直接把未成年人推向危险的犯罪深渊。因此，以新时代的视角，人们不能不重新审视我们家庭内“母亲角色”的定位问题，以期帮助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母亲们修正自己，随时弥补缺陷，从而成为培育未成年人身、心、灵均衡发展的合格母亲，让未成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永远拥有充满关爱与温情的健康的母爱。

（一）应试教育导致了母亲素质的异化

我国在教育体制上长期以来都是应试教育，这种教育忽视人的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主张分数至上的人才观，将孩子作为知识的容器，把单一的分数作为评价孩子的好坏，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其显著特征便是片面追求分数。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孩子能否顺利上重点学校和升理想大学，已成为中国母亲难以了却的心病。于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就成了“开发”对象。80年代后，“神童教育”“零岁方案”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在每一个家庭里，孩子的成绩自然而然地成为评价母亲成功与否的标准。这实际上导致了母亲素质的不完全性，使之变得单一、低下。而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母亲只管督促孩子学习，成绩单成了母亲对孩子态度的晴雨表，面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因一好而遮百丑，得到母亲的溺爱，严重忽略对孩子在品德法律知识上的教育，包容、放纵其在学习之外的一切错误，甚至是犯罪尝试，孩子最终迷失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而对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则普遍施压并在学习上越来越严厉，无端的施压和不切实际的强求，往往最终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母亲的病态心理的作用下，孩子的人格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由于长期受到母亲的施压和强求，对学习失去信心，最终发展为厌学、辍学而流于社会，成为犯罪团伙发展的对象，由学习成绩不好发展到道德品质的低下。同样由于学习成绩差，得不到母亲的重视和关怀，选择犯罪变成了他们引起母亲的注意，证明自己价值的主要手段。我们姑且不论母亲失态的言行、举动，对孩子的成长的弊端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理智地对待一个个学习成绩差的孩子，运用科学的方式去关心帮助孩子、引导教育孩子，这是母亲素质中的应有之义，也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关健所在。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今天，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素质，不仅是精英素质，而且是几十亿普通地球居民的平均素质，我们母亲必须明确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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