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败诉经济案件原因分析与对策选择

败诉经济案件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并可能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业务经营，甚至冲击商业银行正常的工作秩序。因此，对败诉经济案件进行分析，寻求减少或避免败诉案件的对策，对于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经营中的法律风险，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败诉经济案件原因分析

造成商业银行败诉的原因是复杂的，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类。

（一）发生败诉经济案件的外部原因

1、立法存在缺陷。

近年来，我国金融法治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但亦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给商业银行经济诉讼案件带来了消极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1）立法中的空白漏洞。我国现行立法数量虽有很大增加，但仍存在不少粗疏和空白，许多问题无法可依，给商业银行的经济诉讼案件带来了消极影响。如目前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职务犯罪和个人犯罪的界限划分不清，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个人犯罪定性无限扩大化的现象，许多本与职务无丝毫关系的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犯罪行为被司法部门认定为职务犯罪，进而使得商业银行在此后与受害人的诉讼中败诉并承担责任，最终使受害人的损失转嫁到银行承担。

（2）立法中的冲突。我国现行金融立法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完全协调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尤为明显。而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监管机关，其所制定的金融规章自然对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在此情况下，便会出现商业银行照章操作的前提下仍然要遭受败诉的不正常现象。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只需对持票人的身份证件进行善意的形式审查即可；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票据解付过程中，银行要对客户身份证件负绝对的审查责任，否则银行要败诉并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现行身份证技术含量较低，容易伪造且难以识别，因此在目前技术条件下要求银行对客户身份证件承担绝对的审查责任是不现实的，同时最高法院上述规定没有考虑持票人自身的过错（尤其是持票人未尽妥善保管票据义务的过错）对损失的影响，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给犯罪分子进行诈骗后，受损客户向银行转嫁损失提供了可乘之机。

（3）立法不合理。由于涉及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文件、通知等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制定，而不同的国家机关在制定上述约束性文件时价值取向不同，甚至存在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而且多数约束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缺乏透明、公开，没有银行的参与或虽有银行的参与但对银行的呼声不予理睬，因此上述约束性文件难免对银行的利益考虑较少或根本没有予以考虑，导致商业银行在适用上述约束性文件的诉讼中败诉。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存单持有人几乎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而银行既要承担关于存单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又要承担关于存款关系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但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实践中，银行除内部帐务记载外很难找到其它证据，而银行内部帐务记载的证据效力又受到严格限制。这也是商业银行所有存单纠纷案件中，银行几乎全部败诉的重要原因。

2、司法腐败。现实司法环境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徇私枉法、行政对司法的干预等现象十分普遍，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加之与银行诉讼的对方当事人多数会不惜血本，不计代价，拉拢腐蚀法官甚至给法官行贿，而银行用来公关的费用常常受到各种制约甚至没有正常的办案费用，在此情况下导致部分本不该银行败诉的案件银行败诉。

3、法院片面强调保护弱者的错误倾向。民法上的弱者保护是指根据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对居于弱者地位的个人通过法律予以特殊或倾斜性的保护。民法上的弱者保护是建立在对弱者身份地位准确判定、弱者在行为中具有合法正当的动机、弱者切实履行应尽的业务的基础上的。基于上述原因，在群体与个人的诉讼过程中，个人并非当然的弱者。然而在金融案件诉讼中，不少法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涉及个人储户的案件时，常常存在较大的心理定势，片面强调保护弱者的利益，忽视银行的合法权益，无视对方当事人的过错，违背了案件裁判者应具有的公正、中立立场，致使部分银行不该败诉的案件败诉。

4、裁判依据的宽泛化以及裁判过程中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仅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作为裁判依据，而且还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管理局、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诸多中央国家机关甚至地方行政机关的文件，甚至将有关领导的讲话作为裁判依据并机械地严格适用，而上述文件、讲话的透明度度不高，文件的下发范围多限于本机关系统内，银行常常无法及时知悉其内容，更谈不上按照上述文件精神办理业务。裁判依据的宽泛化以及裁判过程中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使得商业银行部分不该败诉的案件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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