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嬗变：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沿用过去的管理办法已经不灵，必须探索一条新的治安管理之路。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指出：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强调：“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自两个《决定》颁布以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各级党委、政府对综合治理越来越重视；综合治理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综合治理的成效越来越明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正确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时，政法战线面临的任务非常繁重。党中央审时度势，就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方针。
1981年6月，党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出台， 指出：“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1983年，党中央针对严重刑事犯罪急剧增多的不正常状况，领导政法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为期3年的“严打”战役， 依法从重从快判处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打掉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经过“严打”战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受到有效的遏制，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1986年后，刑事犯罪活动又出现反弹。1989年，重大刑事案件比1988年上升1倍，1990年又比1989年上升12.4％。此后， 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这种情况表明，“严打”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1991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会议对多年来各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确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指导原则、工作范围、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解决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系列重大问题。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同年3月21日，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责任务是，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8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年推进，不断深化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8 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狠抓不懈，逐年深入发展。
其一，狠抓了“严打”和重点治理。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针对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哪里治安混乱就集中整治哪里。
1991年，湖南省邵阳市一度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中央综治委抓住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典型问题，于1991年10月在邵阳召开“全国社会治安重点治理经验交流会”。会后，全国各地迅速开展了重点整治工作，对遏制刑事犯罪急剧上升的势头，扭转部分地区、行业治安混乱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1年8月，针对盗窃案件较多、 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中央综治委部署了为期3年的“反盗窃”专项斗争。 据1991年9月至1992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破获盗窃案件六十五万余起，查获犯罪团伙四万三千余个，缴获赃款赃物总值二十多亿元。
1993年3月，中央综治委部署了围歼“车匪路霸”的斗争， 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指挥，形成强大合力，打击锋芒凌厉而准确。经过这次斗争，猖獗一时的抢劫旅客列车犯罪案件明显减少。
针对一段时间内卖淫嫖娼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突出的情况，1993年2月，中央综治委会同公安部、全国妇联在海口市召开了“部分省、 区、市打拐禁娼工作会议”。会后，23个省、区、市开展了查禁卖淫嫖娼专项斗争；7个省、自治区组织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整治。1995年3月，中央综治委会同公安部、 全国妇联在石家庄市再次召开会议，就“打拐”斗争再作部署。这项斗争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使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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