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深圳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审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巨额受贿案。对于这么一个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企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又未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法院却采取了极为严格限制旁听人员的措施，庭审选择一个只有28个正式座位的审判庭进行，旁听庭审人员实行发证制，并且新闻单位只有深圳本埠的三家拿到了旁听证，其理由据称是为防止新闻炒作。
5月16日《检察日报》发表《谁可以限制记者的采访权》一文认为：“深圳发生的限制记者采访权和公民旁听权的违法事件，对深圳市是否严格执法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笔者认为，文中认定深圳市中级法院这一做法属于“违法事件”，恐怕有些偏激，是否属于“违法事件”还得有待于有关部门认定，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发了一些旁听证，允许了几家新闻单位进入，并没有很明显地实施《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所规定的“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行为。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做法是在规避法律，是在限制记者的采访权，从而变相地阻碍了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中院并不是无法满足记者采访的要求，庭审时，法院的审判大庭、中庭都空着，却选择了容量最小的小审判庭来开庭，其目的真得了如他们所说：“为防止新闻炒作”，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防止“炒作”是假，拒绝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才是真。因为不能因为一些媒体会炒作就限制大多数媒体旁听庭审进行监督的权利，何况就是“炒作”，如果媒体违法也可以事后追究其法律责任，更不用说官员有关公共利益的私生活本身无隐私可言。
近些年来，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舆论监督因为触及了某些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记者的采访权因此屡屡遭到侵犯，一些地方频频发生记者在采访时被殴打，相机被砸毁，知情人被威胁的事件，甚至一些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及其工作人员也公然或变相地限制记者采访权，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如某地法院发出对某些记者的“封杀令”，禁止他们到法庭采访。
各种限制记者采访权，阻碍和变相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事件，从表面来看，只是对于记者从业权利的一种侵犯，然而，媒体的新闻报道的受众是公众，而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也是通过媒体，因而，限制记者采访权就是限制公众的知情权。从更深层次来说，限制记者采访权特别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是对公民在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的侵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公众知情加以保障，而没有记者的采访，公众获取信息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宪法的权利就无法得以充分的行使。
从另一方面讲，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而权力来自公众的授权，因而，公权力必须要受到监督，但监督的前提就是国家机关中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私人隐私的信息要公开，限制记者采访权也就是国家机关怠于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拒绝监督的表现。
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保障公众知情权，保障公民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的高度，站在国家机关是否愿意真心接受监督和履行自身信息公开义务的高度，来审视对记者采访权侵犯的事件，这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我们希望，深圳市有关部门能好好反思这一事件，给媒体和公众一个说法。
杨涛（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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