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与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固定任期刚性」和「选举零和性」相对，议会制具有「合法性一元化」、「任期灵活性」和「选举非零和性」，这些特点使得议会制在民主转型中更有利于新民主体制的巩固，因为议会制导致行政首脑必须寻求多数支持并具有解决合法性争端的民主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的ALFRED STEPAN教授十分支持林兹关于议会制优越性的论点。他进一步做了统计研究，试图说明林兹的论点。他首先排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4个会员国，因为新兴民主化浪潮发生在这24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外。然後，他统计出从19刀到1989年间，共有38个国家至少试验过一年的民主政体。这38个国家中又有18个从1980年到1989年间一直保持民主政体。他用下图说明在这38个国家中，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易使民主巩固，即「民主生存率」在议会制下（65％）高於在总统制下（20％）。UEds;_rShYm_uc`,QqSa* gQ"�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c}tuD+ait@E $79&}68f ^
STEPAN进一步统计了从1973到1987年间新兴民主化国家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的年数之和，特别是其中行政首脑享有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年数，如下表所示（略）：
STEPAN认为此表支持了LINZ关於议会制下行政首脑必须寻求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结论。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议会制下，参加统洽联盟的小政党是政府中的制度化的成员，他们不仅能够争取到部长的席位：而且常常被指定到部长的位置。结盟的各方都有合作的动机，如果他们不希望此届政府倒台的话。这种情形下，在立法机构中有4个或6个政党的议会民主可以运转得相当好。但在总统制下，合作的动机大大减少了。总统的办公室是不可分割的。尽管总统也可能选非本党成员进入内阁，但非本党成员不是作为联盟政党的代表而作为个人加入内阁的。
因此，如果总统的党在国会中只有少於10％的席位如巴西的情形），他仍然可以长期（在任期内）统治。」（STEPAN，1992，P.15）
综上所述，林兹和STEPAN等学者，从理论和统计研究出发，得出了议会制优於总统制（特别是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的结论。当然，这一结论所遇到的明显挑战是美国的总统制。许多学者，包括林兹和STEPAN本人在内，都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历时最长最稳定的民主制国家：但美国一直就是总统制。为了自圆其说，林兹等人诉诸一种「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居中，多数人不左不右，故「合法性二元化」等总统制的一般弊病在美国并未造成大问题；反之，新兴民主国家中社会经济矛盾激烈，总统制的「二元合法性」、「固定任期」和「零和选举」很易导致新生民主政体死於摇篮之中。
三、总统制
另外一批政治学家，以加大学的MATTHEW SOBERGSHUGART和JOHNCAREV为代表，主张总统制具有议会制所不具备的下述优点，从而更适於民主转型中的制度选择。
事後可追究性
主张总统制优越的学者认为，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选民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即所谓「向后看的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而选民在总统制下比在议会制下更具有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这是因为总统具有固定任期，不像议会制下两次大选之间行政首脑经常更换，从而使选民有明确的「事后追究对象」同时，总统制下的立法机构议员，由于有与行政首脑的［相互独立性」，也比在议会制下容易被选民「事後追究」
事前可辨识性
与「事後可追究性」相平行，选民在总统制下对于行政首脑有较大的「事前可辨识性」。有些学者对於「事前可辨识性」进行了定量指标研究，将「可辨识性」定於0和、之间。「1」在此意味著行政首脑职位100％可在选民投票时被（事前辨识」，即选民们知道自己在把其麽人选到甚麽行政职位上。显然，总统制的「事前可辨识性」接近於「1」，而议会制的「事前可辨识性」只有0.39，这意味著超过半数的情形下选民不知自己在选其麽行政首脑（SHUGART和CAREY，P.45）
相互制约
事情总有正、反两面。总统制的批评者强调「合法性二元化」造成行政与立法两家扯皮、僵持不下的死胡同；但总统制的支持者指出，正是「合法性二元化」使得立法机构能够独立地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在总统所属的政党也拥有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时，「合法性二元化」不会造成扯皮，而是促进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相互制钓。相反，议会制下的多数党往往反倒不能制的本党组成的行政机构，因为多数党议员不愿使本党政府倒台，从而常常被行政机构牵看走。
更大的民主性
支持总统制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它具有比议会制更大的民主性。其原因是，在总统制下基层群众有可能越过局部地域性的代表，直接选择行政首长。如果像在议会制下那样，民众只能通过其代表间接选择行政长官，则很难避免「中间层」（「代表」）的保守性，从而基层民众的意愿往往不能够上达到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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