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上述的联邦宪法法院对有 关终止怀孕和海外派兵案例的判决，结果也都是平息了各派纷争，实现了法律救助。对此有评论说：“这个司法官未蒙遮眼布。”[12] 存在上述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冲突问题，是否意味着要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50年来走过 的历程作出贬多褒少的评价呢？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有三。首先，1949年德国“基本法 ”规定设立的联邦宪法法院实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德国19世纪以来百年历史探索的首 次实践，成就卓著，不仅为20世纪德国第二次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巩固作出决定性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还形成一种独特模式，是除美国以外最有影响的另外一种宪法法院模式。[13]第二，在法律与政治的关 系上出现偏差，政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即存在所谓“政治自律”的问题。第三，欧洲 一体化事业的纵深发展以及法律日趋国际化的走势，将会逐步淡化德国的宪法监督冲突问题。
（二）JpT sIo h:V�cC-(#d$ M:�_%A^W:?!市场营销论文G wm616E*p]1[�]:?v1=^Dh
德国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关于联邦宪法法院50年的历史成就辉煌、超过想象的评价[14]是恰如其分的，并非夸大其词。因为，联邦宪 法法院是1949年生效的德国“基本法”创立的唯一一个全新机构，[15]是德国宪法体系中最具原创性的机构，[16]是德国对宪法监督问题进 行百年历史探索的首次成功实践。 早在1849年，圣保罗宪法[17]就已赋予当时拟议设立的 “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以正式宪法冲突审理权，如宪法机构纠纷、联邦制国家 纠纷和宪法申诉。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但未成功。1871年德国统一后制定的帝国 宪法没有对宪法监督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宪法法院的功能实际上主要移到了联邦参议院 .[18]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说，只要代议制 政府成立，就标志着行政权要受到议会监督；只要司法独立，法治就能逐步实现。但当时德国的国家学说根本没有接受人民主权思想，因此，所谓监督只是形式上的，行政大 权仍然掌握在君主手中。[19] 在1919年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宪法法院问题是有争议的，争论焦点在 于设立什么机构才能有利于调解国家宪法机构之间发生的纷争，维护政治稳定。德国法 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主张设立宪法法院，理由是宪法法院本身不拥有权力和私利，只以宪法即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公正裁决；可将政治冲突转为法律纠纷，从而起到真正的平乱作用。[20] 魏玛宪法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部民主宪法，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积极影响。它首次规定在国家层次设立诉讼法院，主理涉及联邦制国家的宪法冲突问题 ，然而，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法院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宪法法院，魏玛宪法也没能阻 止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且本身机制上的缺陷还构成纳粹党上台的一个因素。[21] 1949年生效的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设立联邦宪法法院；1951年制定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实现了三权分立下宪法解释权向联邦宪法法院的转移，这是德国宪法制度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它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争端，汲取了特别是纳粹极权时期 的历史教训，是1849年以来德国宪法监督制度百年探索以后取得的积极成果。
（三）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是成功的
50年来，由它审理的各种案件已有13万之多，累积起来的司法档案突破100多卷，近4万页篇幅。[22]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是更加在于它的实质意义：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半个世纪的司法实践，已为20世纪德国第二次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巩固作 出决定性贡献，且在世界范围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屡屡成为别国仿效的榜样，譬如对 西班牙、葡萄牙、中东欧国家、南朝鲜、南非等就已产生显著影响。[23]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国际上具有这样的地位，它本身具有哪些特征呢？ 首先，它是一个高居于最高联邦专门法院之上、地位自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1949年 “基本法”规定设立联邦宪法法院，开始只简单赋予他司法权力，与其它联邦法院同等待遇，如没有本院财政，要隶属于联邦司法部长等。[24]直到两年后签定的“联邦宪法法院法”才在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联邦宪法 法院是一个相对于所有其它宪法机构而言自主和独立的联邦法院。”[25] 这一规定还派生出它的第二特征：它是一个联邦宪法机构，独立于其它联邦宪法机构如联邦议院、联邦总统、联邦总理等。将宪法法院与国家其它政治性宪法机构等量齐观 ，在国际上实为罕见，在德国也是不无争议。[26]我国有 学者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定性为法律与政治双重性特点，恰恰触及这一在德国引起争议的问题，所以还是不作一种定论式判断为好。[27]
最能体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国际上独特地位的，不是它组织形式上所代表的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统一功能模式之外的独立机构模式，而是它拥有在国际比较中独一无 二的最为广泛的职权范围。它可以对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权力行使完全的宪法监 督，作出的判决也对所有这三大权力具有约束力。根据“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 ”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受理范围有： 1.抽象和具体的规范监督权（ABSTRAKTE UND KONKRETE NORMENKONTROLLE）（基本法第93 条Ⅰ第1款，第100条）； 2.宪法机构争讼（ORGANSTREITIGKEITEN）（基本法第93条Ⅰ第2款）； 3.联邦与各州争讼（BUND-LAENDER-STREITIGKEITEN）（基本法第93条Ⅰ第2A、3、4款）； 4.宪法申诉（VERFASSUNGSBESCHWERDEN）（基本法第93条Ⅰ第4A-4B款）； 5.审理联邦总统弹劾案（基本法第61条）； 6.审理法官弹劾案（基本法第98条第2款）； 7.选举审查申诉（基本法第41条）； 8.宣布剥夺基本权利（基本法第18条）； 9.宣布取缔违宪政党（基本法第21条第2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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