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调解书的事实认定影响日后的权利救济
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在互相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化干戈为玉帛。而这种让步实质上就是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一般情况下是原告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以换取对方自动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妥协的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调解书须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而事实上，双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与经过判决所作的案件事实是有出入的，加之有些案件的案情难以或无法查清，这就使得法官不得不作技术上的处理，这样作出的“模糊法律产品”，若作为日后的证据适用，对原告当事人是极为不利的。加之调解书的申诉程序难以启动，这就更使得当事人更不愿选择调解。+ZK0,c \dL.s7%HR0!JFy C#iUP?J&=6nH汉语言论文IN� 6MPhYv�`+^ J# 7aHHqrx
（二）法官自身的因素
诉讼调解不仅需要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权威、熟 道德情理。而近年来，随着大量受过法学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尤其是一线审判力量不断专业化、年轻化。这些法官往往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且受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追求较为理想化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调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限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历、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另外，有些法官对调解工作有功利性倾向，他们把调解当作回避办案风险的手段，对案件处理把握得准的案件，不愿花时间去做调解工作，遇到把握不准的才想方设法进行调解。而且，调解需要主审法官付出更多的代价，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需要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这也要求法官有良好的个人素质。
（三）立法、制度上的原因
1.审限对调解的影响。
现行审判方式实施后，随着法院“大立案”、立审分离、统一送达、排期开庭、强化庭审功能、强调当庭宣判率和结案率、狠抓审限等措施的实行，主审法官自主支配调解时间和把握调解时机的空间有限。由于庭审的激烈对抗性特点和时间的限制，当事人在庭审中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调解一般在庭审后进行。而一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却不大，往往需要多次反复，耗时费力。在目前大部分法院信息系统没有设置申请和解以及延长调解期间扣除审限的情况下，承办人在大多数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并不复杂的情况下，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成本则较之于调解要低得多，因此他们选择宁愿选择判决而非调解。
2.“事清责明”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事清责明原则是指法院在给当事人双方居中调解案件时，促成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建立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事清责明原则本质上应该是对判决的要求。调解和判决虽都是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调解本身具有“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纠纷”的特点而一直备受我国广大群众接受，其与判决具有的“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不同的。要求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调解，不仅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因为实践中好多纠纷是无法或难以查明案情的，而当事人双方又同意调解。该原则既违反了当事人可以合法自主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原则，限制了调解协议的空间，同时也不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且是阻碍调解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
在当前诉讼爆炸的时代，各级法院将诉讼调解提为重要日程，如芜湖法院设置了调解能手以鼓励法官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并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的标准之一。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当事人和法官及当前法律制度的博弈，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此种情况，笔者以为，解决目前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就是在坚持自愿调解原则基础上，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相分离，并完善相应的立法和制度。
（一）坚持自愿调解原则
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一种自主处分，因此，当事人是否自愿将影响调解的最终目的—彻底解决纠纷能否最终实现。自愿原则作为诉讼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指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是否采用调解方式，采用何种调解方式，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均应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欺骗当事人进行调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近年来，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医疗纠纷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商品房买卖和物业管理纠纷等群体性纠纷的大量涌现，通过最后的救济方式法院裁判来解决，已彰显出诉讼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纠纷的矛盾。而诉讼调解则能最好地发挥判决所不具有的作用，其能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因此，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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