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众说不一。笔者根据所看到的材料，试图对此做一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论。

　　一、中共代表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时期的作用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有计划、有步骤的军事侵略，中国人民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由此而兴起的广泛的反日爱国运动，使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日渐联合起来，并逐渐促使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这种情况决定着国内阶级矛盾将要发生重要变化，民族矛盾将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能否顺应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修正自己的主张，应该是分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过程中中共代表团作用的比较恰当的标准。

　　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１９３２年正式组建的，当时正是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和日军进攻上海之际。针对这样一种形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口号。即“（一）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三）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彻底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注：转引自《王明言论选辑》第３４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这个口号的实质仍旧是“左”倾的，它并没有真正把反日或掀起反日爱国运动作为自己的和民族的头等任务，仍旧把以苏维埃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和一切工作的前提。这个口号既没有反映民族矛盾上升这个事实，也没有反映阶级关系微妙变化这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代表团对于上海“一二八”抗战，表现出了一种不理解的和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们不相信国民党上层集团中的将领会领导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因而主观地断定他们参加作战，纯粹是因兵士及民众的压迫而“不得已的”，他们时时刻刻准备寻找投降和休战的机会。在中共代表团的眼里，国民党的所有派别和高级将领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真正人民的工农兵贫民和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彻头彻尾地为中国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解放而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注：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１日。】。不难看出，这里中共代表团的“左”倾观念是严重存在的。他们照搬共产国际所谓“三位一体”的口号，无视中国资产阶级和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救国问题上开始同蒋介石集团发生矛盾这个事实，依然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不仅丝毫没有考虑到有同他们中间的某些进步力量联合的可能，甚至也丝毫没有想到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分化和打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由于中共代表团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米夫、王明等同国内四中全会以后的临时中央的特殊关系，这种情况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

　　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变化和新观念的产生，是在１９３２年底。１９３３年初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关内进攻，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蒋介石军事“围剿”一步步加剧，苏维埃革命在城市中缺乏实际号召力，而全国各地反日情绪却日益高涨，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不能不考虑在政治宣传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东北地区各种性质和派别的反日斗争的持续发展，也为中共代表团在策略上修正自己的作法提供了实际的例证。于是，从１９３２年底开始，中共代表团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中共代表团这时起草的下列一些文件中：（１）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代表团提议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２）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从头年１２月即开始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３）１９３３年５月，中共代表团提出公开宣传五条对日作战行动纲领，及１０月２７日进一步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著名的六大纲领给临时中央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０日，这个基本纲领以“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１０００余人签名公开发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上述中共代表团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第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在１月１７日“三个条件宣言”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政治上明显贯穿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表明了共产党准备以民族利益为重，准备与一切爱国党派、军队和个人，包括反对自己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的基础上联合一致，停止内争，共同抗日的意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切服从于阶级斗争，服从两种政权的斗争的作法，表现出共产党准备以抗日救国为首要任务的决心。这自然会产生重要的和积极的政治影响。以后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等与我党的合作的形成，无疑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本篇文章共5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