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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仲泉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更新时间：2010年02月22日　编 辑：xiaomao

概括出“两个发展趋向”不是偶然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文简称《历史决议》)，摒弃用路线斗争论讲党史，一方面肯定这10年的探索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分析这10年的错误如何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孕育了“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胡乔木指出：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主张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时候，胡绳强调要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史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曲折，党的指导思想经常有变化。显然，“两个发展趋向”论凝炼和提升了胡乔木和胡绳的思想。

提出“两个发展趋向”论是为了破除路线斗争论。路线斗争论是以人划线，正确者一切皆正确，错误者全盘皆错误，将复杂的事件和人物简单化。这是造成某些历史错案的重要原因。“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努力剥离交织在一起的正确与错误，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他的正确思想。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就是为了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胡绳指出：“两个发展趋向”论也许提供了能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复杂历史的一种看法。不少学者认为，“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思路，是目前解释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曲折发展的较好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历史伟人”

1993年12月，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龚育之同《经济日报》记者发表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谈话，还为中央宣传部等单位举办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提交了《邓小平论毛泽东》的学术论文。在这两篇文稿中，他都讲到20世纪的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产生了“三个历史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纪念历史伟人，要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要推进他们的思想和事业。

龚育之的这个观点博得党史界和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深受广大群众和干部、包括海外侨胞的欢迎。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五大报告肯定这个观点，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3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3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10多年来，尽管也有出自政治歧见、或来自学术异议的不同声音，但始终不能动摇“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伟人’”观点的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

从2004年夏天起，龚育之同笔者一起作为首席专家，共同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现在，这个研究课题的核心专著已经结项出版，获得肯定和好评。尽管龚育之没有看到课题的最终成果，但其中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没有他把握课题的性质和敲定课题的纲目，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好。在研讨的过程中，他提出的4个观点，不仅对课题出彩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党的理论建设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首次概括为“民族化和当代化”相统一的完整理念。2005年1月，龚育之在课题组会议上提出：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比较多，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现在，时代主题发生很大变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与时俱进。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际上是接受和延伸了上述“当代化”的思想。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动态性表述，解决了3个“30年”只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在总体上是同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分期，通常采用中共党史分期法，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个时期。简单地说，就是3个“30年”。然而，在这3个30年中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第1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明确的。第3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没有疑问。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即第2个“30年”如何表述。在讨论中，龚育之提出，可否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年）”。大家听后，茅塞顿开。这个观点见诸报端，赢得许多学者首肯。课题据其展开论述，成为一个重要亮点。当然，还可以用张静如提出的，将10年“文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暂时性中断”来补充，但不影响对这段历史的总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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