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引起世界的关注，但从政治经济与内外变化的角度来看，最具深刻意义的三大变化，是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中国市场吸引力，以及中国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开拓对外关系新局面。
人类即将告别２００２年，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三个年头。国际舆论在回顾过去一年经济低迷，局势动荡的世界形势时，不能不对中国在新世纪开局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发展势头与灵活应变能力感到意外和惊叹。
与近年来“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两种截然对立的论调相反，中国的发展既没有构成威胁，更没有导致自身崩溃。中国在开辟自己的航道，创造自己的未来，要在机遇与挑战中，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追求自身的利益。亚洲经济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经历过两次腾飞，一次是６０年代的日本，一次是七、八十年代的“四小龙”。
而现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发展，轮到了由中国经济腾飞来唱一场大戏。以人口与资源多寡与发展潜力来衡量，如果把日本比作大雁，“四小龙”比作麻雀，则中国可以说是振翅欲飞，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鲲鹏。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引起世界的关注，但从政治经济与内外变化的角度来看，最具深刻意义的三大变化，是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中国市场吸引力，以及中国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开拓对外关系新局面。
“与时俱进”，新桃换旧符
中共十六大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世瞩目理所当然。但海外媒体与国际舆论过分热中于在中国政治迷宫中猜谜，企图从人事变动中探测中国的未来，倒反而忽略了一个明显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政治演变发展到今天，不但权力交替不再会有刀光剑影，而且无论谁上谁下，都不会改变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中国领导层不再存在意识形态或基本路线的分歧，即使各派人士在权力分配上有矛盾，也不致于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观察中国，政策的不变与可变性，要比人事的可变性更为重要。
十六大的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按照江泽民的解释，就是“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在理论与实践上求变求新。有人把“三个代表”当成三句空话，那是看不到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阶级社会与阶级对抗，党的阶级本质与阶级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否定。
如果想一想８０年代用不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都要争论好多年，那就不难理解“三个代表”列入中共党章，这个变化有多大了。
从８０年代初的“四个坚持”到２１世纪初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共在理论与政策上的“新桃换旧符”，就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动的客观反应。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最大变化，是最初靠从上到下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变，现在则是从下而上由经济推动政治变，这种变不是人为的，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
江泽民说，中共现在已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党的成分和中国政权的基础，已经从工人阶级与工农联盟转向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三者的结合。在技术领先，知识转化为资本，知识经济比产业经济更为重要的今天，再来空喊工农兵是国家主人翁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中共十六大的“三个代表”，与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是要为中共在理论、路线和政策上求变求新提供依据。有了这个新的大箩筐，你就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往里边装。“与时俱进”是“适者生存”的理论，“三个代表”只是变的开始。
探求手段之变，以实现保持权力不变之目的，是任何统治者的为政之道，中共在这方面做得比莫斯科的苏共党和台湾国民党高明得多。即使像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一贯支持民运分子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也不能不对中共求变善变的能力发出赞叹。
经济增长带动一切
２００２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又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１０万亿元人民币，对外贸易上升到世界第六位，国内储蓄总额超过１万亿美元。一年吸收外资５００多亿美元，第一次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２年，中国的生产总值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增长了八倍。按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著名经济学家尼·拉迪的说法，这种发展“速度在现代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中国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发达国家，但是中国经济繁荣，市场兴旺，社会购买力迅速膨胀的情况，是西方所想像不到的。
笔者今年两次回到中国，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和朝阳区蓝岛百货大厦以及其他地方看到的消费热现象，与在华盛顿地区很多购物中心生意清淡，经常削价以招徕顾客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
苏联有一部电影，银幕上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劳动人民许愿：“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过了几十年，连面包和牛奶都保证不了，苏联就垮台了。但是在中国，人们似乎刚刚告别面包和牛奶不足的日子，忽然一下子就跃进到了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汽车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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