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啊！今天来接访的人多，千万别讲是哪里来的啊！”11月24日一早，我跟来京上访农民许永年去国务院信访办。路上，他接到了这个语气急促的电话。
许永年62岁，是福建厦门海仓镇霞阳村村民，来北京反映村干部卖地问题，我们是在社科院农发所碰上的，他来找于建嵘。
于建嵘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常到下边跑，跟农民接触。这两年，光农民给他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有的上访农民还三更半夜摸到他在北京通州区农村的家，老许就是自己摸上门的。
“我一点儿都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一能做的就是听他们倾述。听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上访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信访引发的冲突原因在哪里？政治后果又会怎样？直到今年5月，我才下决心做一个定量定性分析，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进行系统调查。”于建嵘说。
“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信访问题，已是社会焦点又是敏感的话题。11月，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一披露，闻者哗然。
去年，本报报道过于建嵘《让农民自己讲话》。“有人骂我今年就变了，是不是想取消信访，不让农民讲话了。总之，批评和误解的声音很强，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孤军奋战。”
读完于建嵘的调查报告后，我又跟上老许去信访办和上访村，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上访的。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
“两办”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果然，离老远就见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边停着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接访的警车。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问到老许时他没答话。
“问你呢，老头子。”有人指着他喊道，老许还是不吭气，往里走。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
“两办”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空气混浊，有点像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共开了6个窗口，窗口上方标着一溜儿省份名，上访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窗口前排队，交材料、领表格，上访人管这叫“挂号”。
一个30多岁的妇女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哭哭啼啼。她披头散发，裤子也破了，露出里边的红毛裤。“刚才在路口，她被接访的打了头。问她哪里的她不说。”
“那就讲嘛，省得挨打。”我说。
“不能讲！讲了会被截访的拉走。”好几个人同时告诫我。
她的丈夫排在老许身后。我问他们是哪里的，说是山东的，来告村官。
我指着地上的女人说：“又花钱，又受气，别告了。”
男人面无表情，眼睛死盯着窗口，没说话。
“来北京上访几次了？”我问。
“7次。”他答。
“不耽误干农活吗？”
“现在冬闲，地里没活，就上来了。”
9点，正式开始“挂号”。不断有人站在排队的人身边攀谈：“哪里的？”、“反映什么问题啊？”上访者称接访者是“截访”。在大厅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来接访的，他们从各省来，多是中青年男人，衣着整齐，有的手里拿着喝水的杯子，到处转悠。而来上访的人各式各样，有人甚至穿着开花棉袄，腰间系根绳，一根棍子挑着行李；有的人拄着拐，还有人是给抬进来的。
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一伙人扭打成一团儿。混乱过后，有个拄拐的人头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棍子，用陕西话大声嚷嚷道：“在家打，来北京还打。让不让老百姓活哩！”她举起棍子，像疯了一样往上冲，棍子被人折断。
老许身旁也站着一个男人，软磨硬泡地问：“哪里的？哪里的？”瞥见老许手里的材料后，他立马高兴了：“啊，原来是福建的。你也别怕，福建没来人接访。”接访的人只管本省的上访者。第一次来北京上访，老许也是被接回去的。“一共上来4个干部，从福建坐飞机来，坐飞机去。说好了一定解决，回去把我丢在家里又不管了。”两次上访，老许花掉家里八九千元钱。
旁边队里，几个人围住一个50多岁的男人劝说着，他们讲的是安徽话：
“回去，回去，我们回当地解决去。”“哎哟哟，我就是当地没得到解决，才跑北京来。要是你们能解决，我跑北京做什么？”
“你来这儿，也解决不了。”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劝不动，几个人就动手拉。被拉的男人不急不恼，只是用力甩开拉着他的手。然后双手一抱拳道：“各位，对不起了！”又回队里站排。
“老太太，走吧，咱们吃饭去。”一个接访的人，正竭力哄劝一个老太太。
“不去！”老太太一扭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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