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县城来看我，那时我租住在一间小房子中，那房子没有透风的窗
户，只是在屋顶的瓦片上安了一块玻璃采光。父亲热心于看相，在我的小屋里，父亲端祥着我，说：
“看你的相貌，将来可以当一个厅级干部。”
这是我的权力欲被挑起的最初原因之一，在我刚上高中时，我所崇拜的表哥对我说：“要当官，
就要念文科，将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哲学、政治专业，一出来就可以当官！”
所以我高考时报的所有专业都是“将来能当官”的政治哲学专业。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政治嗅觉
过早地灵敏起来。那时苏联还没有倒台，我们心里还是引苏联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我天天分析苏
联新上台的高官的学历背景，发现苏联的官员过去是理工科的居多，而现在新上来的多是文科的；
但是中国新上来的官员多是理工科出身，尤以清华毕业生为多。我就想，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虽然今天中国的高官都是以理工科为多，将来我们一定会变得像苏联
一样以文科为主。这样，我在高中分科时，断然决定选择文科。
高考的失败打碎了我的政治梦与权力梦，我只上了一个财经专科学校。然而，想不到在这样的
学校里，居然还有与我一样有着极大的权力欲，做着政治梦的同学。
那是一个夏夜，我在阳台上的路灯下看伟人传记，我的一个师兄喝酒夜归，他看着我在路灯下
聚精会神的样子，说：“我看你的样子，将来至少当一个部级干部。”我心想：才部级呢！我的目
标是掌握最高权力！
权力欲往往伴随着暴力崇拜，它最集中的就是中国相术中对“威”的崇拜，我的这个师兄，做
出我将来至少可以做到部级干部的判断的根据就是“你挺威风的！”而我的母亲在我年少的时候，
常常提到某某人挺威严的，所以他会当官，他特别提到出自本乡的本地区陈专员，说：“你看那陈
专员的两个眼睛多亮。”
同样是一个夏夜，一班老生带我们几个小同乡，坐在夜深人静的操场上，他们兴奋地谈起了我
的一个同乡师兄，“他说：‘他妈的我就是要当官！’”我的一个师兄大欣挥舞着拳头说道：“他
说要当官就要回家乡，因此毕业后，他放弃了厦门很好的工作机会，回宁德去了。”原来那时厦门
已经是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到处都是能赚钱的好机会，但是我的这位师父居然放弃了这样的
机会，甘愿回到我那又穷又落后的山区。
我理解这位未见过面的师兄的心理，我们的这个体制，一直在鼓励和暗示一种牺牲精神，你越
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你就越有可能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这样你在体制内就有可
能分享到权力。就像我在上大学时，一直想着将来分配时，不要去好的地方，我想有惊人之举，比
如到太行山或大别山去当老师。这样我就会变成一个为了党和国家勇于牺牲自己的新一代青年的典
范，因此而得到体制的认可。这种牺牲往往你付出的代价越大，你原来的地位与你甘愿屈就的位置
的落差越大，你的行为就越有美感、崇高感，你可能得到的关注就越多，你可能得到的奖赏就越大。
我当时盘算着，我以一个特区的大学生，放弃到银行财政部门工作的机会，到落后的大别山区教书，
这该够得上是壮举了，也该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了。
事实上，我们的体制一直在鼓励一种“个人自愿降低和牺牲自己——得到体制的道德认可——
被树为典范——得到提升和利益”的个人行为模式或者说游戏规则。而且几乎是惟一的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对一个人的技能与专业水平的重视要大大地低于对一个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视（事实上
在以农业和简单工业为主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干劲和热情很多时候比技术更能节约成本，增
加效益）。
这种比赛自我牺牲的壮举的社会，它按牺牲的大小在不同的层次上奖励自我牺牲者，该被奖励
者就成了这个层次上的道德模范，被众人所效法。于是众人所做的是一种比赛自我牺牲的壮举的游
戏，但是最后能得到奖赏的只是极少数的争得上游的人物。而体制的激励成本是非常低廉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道德风气的空前好转，和雷锋等类人民英雄的
行为就不奇怪了。
这一激励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逐步失效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高层道德形象的逐步崩溃；
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技能与经验无法通过这种机制有效获得。
原来在这种机制的顶峰时期，由于整个社会所进行的是道德的比赛，因此越是居于上层的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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