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我与张文木先生的两个根本不同的观点　一个月前，中国改革论坛来信向我推荐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读后已是深夜，匆匆写了几笔随想回贴在中国改革论坛上。文木先生与我同年，大学之前的经历几乎相同，一同经历了国家从崩溃的边缘走向崛起的历程。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多年，擅长世界史与国际政治，著述与建树颇丰。这篇文章也可谓他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写得如此流畅，信笔点来，都是历史，都是经典，语气平和，娓娓道来，显示出大家的风范。　文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以及独到的见解，都给我许多启发，受益菲浅。我想，大概这也是近来成为网上的热点、各大网站纷纷转贴的原因。因其是热点文章，因其所论及的问题是关心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与文木先生完全不同的观点说完。　一、大国的衰落、弱国的崛起，真正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是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抑或崛起抑或衰败的关键性因素。一个偏西的秦国，能够虎视中原，最后吞并“连横”的六国，一统天下，是因为率先进行了制度改革——“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家强盛。一个小小的日本，曾经任意欺辱庞大的中国，一度掠去我大半河山，是因为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建立了远比大清帝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国力倍增。一个国家，有了先进的制度，可以迅速由弱变强，创造人间奇迹；相反，如果制度落后，可能由强变弱，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和各国之间的起伏消长，都充分表明了这一铁律。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而文木先生完全回避制度这个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因素，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军事实力，引向帝国主义时代坚船利炮下开拓殖民地所惯用的“丛林定律”。　当然，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演绎着“丛林定律”的历史。而且，“丛林定律”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经济发展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之“护航”（“护航”具有开拓国家经济领域、保护国家经济利益这两层意思）。但是，这并没有触及到国家强盛与衰败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国家的制度、经济、军事三大板块的关系上，经济、军事是同一层面的东西，是制度的派生物。制度是第一性的。制度是个纲，纲举目张。国家制度的先进与否决定经济、军事的强弱。当今世界的军事强国，都是制度比较先进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落后的国家，具有可以在世界上横冲直闯的军事实力。这些都是只要我们睁眼看一看世界就清楚的事实。　为什么说国家制度才是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因素呢？这是因为，人的因素第一。我们现在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竞争。你拿什么去争取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制度吗？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取决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人的潜力能不能充分发挥，涉及到他所处的社会有没有他充分发挥才能的制度保证，有没有他所创造的财富得以保障的社会制度，有没有激励他创造财富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先进与否，就看它在为每一个人的创造财富方面、保护利益方面、激励创造方面提供了多少保证。自有国家以来，国家总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产物，并以制度的形式保证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朕即国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制度的典型。在这种等级森严、以首先维护少数统治集团利益的社会制度里，是不可能充分争取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这样的国家制度，注定了在国际舞台上退场的命运。　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作为历史产物的社会制度，总是处在运动的状态。因而它的先进与否总是处在变化状态，处在相比较的状态。即使这个社会制度曾经先进，曾经有辉煌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如果放在世界历史格局里来考察，与更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保障人的权利、激励人的创造的新的社会制度相比较，就是落后的社会制度了。那么，这个一度辉煌、一度强大的国家，在不可回避的国际交往的冲击下，也注定衰败、崩溃。所以，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思想家总是把人的解放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就是指，人创立了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却成为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国家制度的思想，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是建立“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即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世界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制度革新。我坚持认为，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的“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和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时间先后上的联系，又有内容上的联系，使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焕然一新，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继续领先世界。由于过去长期因意识形态的壁垒和偏见，把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锁定在“暴力革命”途径里，认为在任何环境下放弃“暴力革命”进行社会制度改造的努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看不到继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和平革命”的方式继续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有力地批判，促进了社会制度变革（其实，马克思晚年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平革命”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看不到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国家的性质（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出现淡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较而言）的迹兆，新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服务机构和组织机构，接近马克思的“联合体”思想，优秀的政治家们、思想家们，甚至经济学家（有一派经济学理论叫制度经济学）都在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而做不懈地努力。　但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却是中国人能够看到的，应该看到的。身处积弱积贫、帝国主义列强国家正在瓜分中国的时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持把改造国家政治制度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拒绝一切形形色色的妥协或折中。为了实现国家制度更新，他坚决反对实现“君主立宪”；为了顾全制度更新这个大局，他甚至让出“总统”位置，并发动二次革命。可见，孙中山先生深知国家制度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面对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国民党反动派篡夺，国家制度代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人民依然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毛泽东接受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历经　28年的浴血奋斗，其间既反左，又反右，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根本点依然是解决国家制度问题。由于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次伟大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理论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主要是学习斯大林创造的“苏联模式”；由于这个模式依然保留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性质，阶级斗争为纲自然成为社会制度建设的根本，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国家制度理论的影响下，人为地制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先进性被扭曲、被窒息了。邓小平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毅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致力于中国国情，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改革。可见，改革依然是解决制度问题。2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强盛、民族复兴的曙光初露，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而在改革发展中出现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主要是传统体制性弊端在新的实践里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和新体制还不完善的反映，也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十六大报告向全党提出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20世纪中国人民的三位领袖都把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理想寄托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回到制度建设是解决人的话题，放眼世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是还权于民，即建立民主制度国家。十六大报告回顾我党80多的历史时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民主制度就是国家不再把人民（社会公民）分割为理所当然阶级统治和被统治阶级。每一个公民的热情、创造力和正当权利都一视同仁受到保障。同时，民主制度把国家权力置于公民的同意之下，使国家权力不只是在本质上，而且在实际程序上，是一种受托的权力，公民的意志通过法律的意志而变为国家的权力。因而民主制度最能发挥人的作用，是强国之本。十六大报告明确地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中国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当前中国正处在制度建设的关键时刻，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严肃地指出：“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重大考验”决不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而是告诫全党，体制改革依然是一场严峻的革命，将接受巨大风险的考验。在这个时刻，探索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的选择，回避制度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的问题，环顾左右而言它，转移人们的视线，即使出发点是好的，都有可能产生意外的后果。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就是抑制乃至消除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就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热情、创造力和正当权利，以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所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振兴中华。但是，必须看到，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苏联8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在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后才清楚的。所以，建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起步不久。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充分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举全党之力、全社会之力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的逻辑起点。过去2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改革发展的历史还将证明，只有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才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保证。　二、今天世界的走势究竟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　这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对此，我与文木先生也存在重大分歧。对世界走势的正确判断与准确把握，涉及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安全。自然也就涉及国家走向强盛的路径选择。　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有“鹰派”与“鸽派”之分。“鹰派”并不是轻视和平，“鸽派”也不是放弃武力，彼此仅仅是侧重点不同。文木先生属于“鹰派”，他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弥漫了战争的硝烟。他强调“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他否定国际间经济交往存在“双赢”。无疑，没有强大的军事支撑，国家无安全可言；没有强大的军事所先锋和后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难有优先占有或公平合理地分享世界资源、世界市场可言。何况，战争的阴云的确有向中国涌来的前兆。钓鱼岛问题、台独问题、南海诸岛问题，以及曾经出现的“撞机”事件、美军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等，这些问题与事件都可能成为爆发战争的触点，都警示中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国防。今天，中国“鹰派”思想流行，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都与这现实威胁出现相关。　但是，在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选择”，是涉及中国走向强盛的大政方针的“选择”。基于中国走向强盛的需要，我们假设两种情况，1，在和平条件下，我们是选择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开辟世界市场和掠夺世界资源的扩张之路？还是选择“和平”崛起之路？2，在局部战争的挑衅面前，我们是选择“迎头通击”？还是选择化解冲突，把战争锁定在和平对话解决完全无望的最后一刻？　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中国已经与世界连为一体。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战与和的选择，文木先生的倾向是明显的。尽管他没直说，但他用激情洋溢的笔墨向读者讲述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国之路。这些国家的强国之路，共同之点就是发展经济（开辟世界市场、争夺世界资源），大炮开路，即“丛林定律”。事实上，今天，以美英两国为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堂皇，结局多么圆满，都掩饰不了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开辟世界市场、争夺世界资源）的终极目的。那么，文木先生所倾向的“强力崛起”，能不能够作为中国强国之路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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