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西方关于娼妓的13种理论》的补充与修订，完成于2003年最后一小时）
当前，中国对于性产业与“小姐”（妓女[1]）的讨论日渐增多。但是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没有回顾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哪些，具体说些什么。这非常不利于学术发展。
19世纪以来，随着嫖娼卖淫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西方学者和各种社会力量曾经提出种种理论来解释买卖淫的原因。西方各国提出的禁娼或者限娼的办法，多少也是依据其中不同的理论。这里只能罗列一些主要的。其中有些理论具有传承关系，但是在历史的当时却有不同的称谓，因此笔者重新进行了分类，把相互关联的理论放在一起。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
1. 阶级剥削论
马克思曾把妓女称为像计件工资劳动者那样出卖肉体的女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妓女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首先，由于资本家阶级强制剥夺农民，使农村女性也被迫投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有一些人就不得不投入性产业。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人类的性行为也不得不高度商业化。因此妓女这种性交机会的买卖，也就空前地发展起来。
第三，阶级剥削迫使无产者贫困化，女性只得以卖淫来谋生，结不起婚的男性也只得以买淫来解决性饥渴。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卖淫现象才会彻底根除。如果不触动社会生产方式和整个制度，仅靠立法与行政手段来禁娼，反而会掩盖性产业的本质，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太平。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歧视和迫害妓女，认为她们是无产者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斗争，也包括解放这些阶级姐妹。这一理论成为后来中国在解放初期禁娼运动的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2．一夫一妻制补充论
恩格斯虽然也明确指出：卖淫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更加强调了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这个论点。（“一夫一妻制”这个术语在1980年代已经由中国国家马列著作编译局统一改译为“专偶制”。）
恩格斯对于妓女的道德同情比马克思更加充分。1892年12月22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
他认为：“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
他还认为：“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而且，恩格斯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2]
二．社会发展阶段视角
1．工业化产物论
这种理论认为：工业化就意味着必然把农民赶出或者引出农村，使他们成为无产的、流动的、底层的劳动者。市场经济则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如果两者结合，那么外出打工的农民，就必然有一部分人不得不投入性产业。只不过因为男妓没什么市场，所以妓女才遍地开花的。在历史上，欧美的妓女鼎盛期之所以会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的汇合恰恰也是在此时。由于同样的原因，到了城市化与现代化完成之后的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性产业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但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人是在市场经济中已经生活了至少百年之后，才遇到工业化的，因此那里的性产业是累积式渐进发展的。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却是在历史断裂之后勃然喷发的，而且与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同步。所以，性产业在中国“突如一夜春风来”式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2. 消费主义产物论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也包括了对于性产业持续存在的一些解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消费主义产物论”。它认为：“现代社会” 已经把人们日常的性生活与性活动都给高度地“消费化”了。“性”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生物活动，而是消费对象。典型的例子，从“色情品生产线”到“性工具制造业”再到“性感包装业”，不一而足。这些都给传统的性产业（直接的性消费）提供了新的、更加充分的“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解释，从而支持了性产业的持续。
3. 大众传媒霸权论
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种理论。它认为，即使是人们日常的性活动，也已经变成了大众传媒的奴隶，而传媒信息中最有害的就是所谓“性学”（更多地指“性行为学”）。这使得人们日益丧失了独立判断与自我选择的意识与能力，客观上模糊了性产业与一般性行为的界限，成为对于性产业的支持。
三．婚姻家庭视角
1. 婚姻缺乏论
19世纪的一些学者相信，女性的独身不结婚与卖淫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1870年，英国普利茅斯三个贫困街区中，在15-29岁的单身女子里，有68%的人住在租来的寄宿楼中。在贫民和工人居住区中，有44％的单身女子单独居住。可是在全城人口中，单身女性独居的却只有8.2%。同时，警察报告：单身独居女性中有39%的人卖淫，远远高于任何其它阶层女性中的卖淫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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