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舆论监督与监督舆论的统一

由于《中国改革》杂志报道了广东一家国有企业改制中的问题，成为被告，收到广州市某区法院的传票，总编辑温铁军将与4月19日前往广州应诉。在此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在4月5日，召开了“落实三个代表，加强舆论监督”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大致是围绕着舆论监督与监督舆论的话题展开的。这里，笔者对研讨会上的某些话语做一点议论。　首先，新华社当过20年记者、15年编辑的杨继绳说：“中国改革进行了25年，改革最慢的就是新闻界。”“我们的舆论监督还是借官方的权力来监督的。写内参让中央知道，来批示，这不叫新闻监督，是权力的附庸，给权力提供信息，让权力进行监督。”　我不知道新闻界是否承认自身是改革最慢的，但在人民群众来看，中国的舆论监督工作虽有不足，但至少是做得比较好，因为现在是建国以来舆论监督得最好的时期。诸如媒体对收容、拆迁、反腐败等等重大事件的报道和揭露，人民群众在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上发表的意见，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改革的深化。这样的说法，也许和杨继绳的观点不太一致，但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虽然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必妄自菲薄。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政治改革滞后，新闻是属于政治范畴，改革当然也是落后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科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和认可的，那么，没有政治思想改革的前提能行吗？当然，这不否认政治改革还要加速，以保证各行各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至于说写内参是借官方的权力来监督，这有什么不好呢？当有一些事件还不宜在媒体公开的时候，或者记者自己还拿不准的时候，有权利和机会写内参通天，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和支持，不是可以让舆论监督的工作做得更周全吗？　不过，权力的“附庸”，这个贬义词至少用得不太入耳。如果说新闻工作者写内参都成为了附庸的话，那么，作为桥梁和纽带的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其它许多部门的工作者，不是都成为了附庸吗？　其次，《炎黄春秋》的主编吴思说：“在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侵犯的前提下，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某些错误或者是有问题的政策，或者是在执行过程中不当的行政行为，应该允许媒体去碰，否则政府会得不偿失。这就好比是，当狗咬贼的时候，别不让它叫唤，这个时候对主子是有利的。”　吴思先生的话稍为让人有点费解。“三个代表”已经“入宪”，这当然是不能“侵犯”的了。至于官员的腐败及执行政策中的不当行为，近些年来，媒体还是敢于去碰的，而且碰了不少，碰的效果还不错，人大、政府及时调整和修订了政策和法规，实际上失大于得，不存在“得不偿失”的问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吴思先生的话，也许其本意是勉励媒体继续去“碰”，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过，实在让人丧气的是，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狗呢？又为什么要把中国共产党比喻成“主子”呢？我们无须去分析吴思先生的心理状态，至少，作为一个有声誉的大杂志的主编来说这些话，实在有点不雅。　第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说：“媒体在名誉侵权诉讼中败诉率，美国大概是8%，中国大约是80%。”“媒体可能受到中央的某些授意，或者是它代表了中央的一些正确路线，但由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容易在本地起诉你，而且可以把官司打赢。”中国体改研究会的石小敏说：“媒体官司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　李曙光和石小敏的话，基本是一个意思。实质是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存在的矛盾，是地方对中央正确路线在认识上的不足，是保护主义作祟而已。如果承认中国的改革才进行了二十多年，如果承认中国新闻界自身也还有某些缺点的话，那么，相信到改革进行到五十年的时候，中国媒体的败诉率也会从80%降低到8%的。另外，即使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话，这种“博弈”也只是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会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在前进中逐步消失的。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舆论监督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监督舆论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这既是执政党行为的必然，也是人民群众监督行使的权利之一。从中国的政体和国体而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需要改革和完善，但这也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监督与被监督，是一种普遍存在，新闻舆论也不例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努力使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的完美统一。　据此，我们相信，温铁军先生到广州应诉的官司必胜，因为只要是正义的舆论监督，是必胜无疑的。　2004年4月15日（完，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