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从身分到契约”过程中的特定阶段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农民在“从身分到契约”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身分+契约”的阶段，在此阶段旧的身分挥之不去，新的身分不易获致。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农民在城市只能获致底层的就业机会，在工资待遇方面，农民即使是与正式工干着同样的工作，甚至付出更多，但在收入上却与正式工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工资比正式工低很多，其次农民工的工资都是一次性给付的，基本不存在养老保险等待遇，而正式工却可以终身享受多项社会保障，而且在此阶段农民要承受身为“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负担。

关键词：身分　契约　身分+契约　农民工

一、农民经历“身分+契约”的特定阶段

亨?萨?梅恩在《古代法》中指出：“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分迈向契约的运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评价说：“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弗兰克也说：“从社会的有机多位一体这一性质，从充当社会基础的精神生活必然是团结原则与自由原则的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必然分解为一个个以契约形式相互关联的权利主体。”

身分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　身分成为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准。身分的本质就是讲究差别、亲疏、尊卑、贵贱，因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水岭，人与人之间一切差别的总根源。　后现代理论家拉希和尤里说，“个体结构和主体身分必须从物理空间和地点（例如邻里、城镇或国家等）分离出来的文化符号那里不断地得以重构。”　在中国，表面上看是地点（农村和城市）区分出农民和市民，其实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符号）区分出二者的身分。改革前农民只能固守在土地上务农，并且不能享受市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这就是典型的身分社会的特征。

而在“契约社会”，契约是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常规手段，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其实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它不像“身分社会”那样依靠出身继承而不作任何努力却获得种种特权，它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自己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契约因而成为创设人们权利义务的种种手段中最合理的手段，它能激发和维持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契约的基础是主体平等、权利义务对等、等价有偿，契约就是法律赋予人们的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最主要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不满足于固守在责任田上，开始追求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确实经历了“从身分到契约”的转变，然而，由于缺乏城市户口，农民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与市民经历的转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农民必须经历一个特定的“身分+契约”阶段。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角色分化十分明显，由以前整齐划一的以务农为职业的“农民”，分化出“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这两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前者数量虽不及后者多，但前者的影响力却很大，他们不仅有能力、有钱，而且正在由以前的边缘群体日益走向社会的权力中心，这点只要看看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企业家”数量日增即知。“农民企业家”还是传媒乐于追捧的人物，《扬子晚报》现在有一个“非常人物”的版面，隔三差五就可以看到“农民企业家”的报道，报纸的阅读群体主要是市民而不是农民，“农民企业家”的有关报道可能会引起越来越以财富为取向的市民的“心态开始失衡”，时不时再加上一句“农民终究是农民”。　农民工为数甚众，一般而言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有1.3亿，进城“打工”的应有1亿左右，我们对“民工”的了解就不需经过传媒了（当然传媒也不乐于此事），我们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直接了解到，童星曾指出：在城市中，从环卫工人、花匠、泥瓦工、木匠、屠宰场工人、纺织厂工人、服务行业的招待员到各种个体工商户，农民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职业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正功能。

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同，经常见诸报端的是“农民××”的报道。《扬子晚报》（2002年12月13日）报道了《农民发明家的故事》：尚贯通是河南省巩义市农民，他利用中草药与农家肥结合，经过48次实验，配置既能增产，又能改善作物品质的“压缩饼干”式特种肥料——“高效植物园微肥”，获得了国家专利。《扬子晚报》（2002年10月4日）报道：长江三峡11月23日将上演惊心一幕：3位农民将驾驶摩托车，实现人类首次在自由摆动幅度为80厘米以内的钢索上骑摩托车高空行走的壮举。据悉，3位农民均为“中国西部农民摩托车特技队队员”，该队由8位农民摩托车爱好者自发组成。近日，在苏州工业园区新开了一家姑苏翻译社，翻译社的老板是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他叫马惠兴。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惠兴参加了苏大口笔译中心的中级英语口译培训班，他凭着一股牛劲，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成了“农民翻译工作者”。2003年2月18日报道，一群种田的、杀猪的、做泥瓦匠的、做木匠的组成了一个电视剧组，六年时间内，他们竟拍了20部32集电视系列片——《竞城雄风》，《扬子晚报》报道的标题为《农民自拍电视剧》，因为该电视剧组的人员全是当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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