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首先要考虑三个问题：
1，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有一个从制度上将农民贱民化（身分制化与制度性的社会歧视）的过程。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少见的。
2，让“三农”承担工业积累和城市发展的重负。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优先的国策，还有背后的观念普及，是三农状况几十年不能改变的一个重要背景。
3，利益结构断裂。农民的利益诉求无法影响政治决策。
关于第三点，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表述。其中讲到基层官员与下层市民/农民间的对立：
关于中国社会中的利益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历来存在着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的问题，即在国家的政治制度设置中，基层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国家而非来自地方权威，造成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无需对地方百姓的利益负责（4）。另外一些学者也强调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官僚政治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像王亚南先生曾对中国社会中的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政治社会学的分析。他认为各级官吏只对上负责，下面民众对官吏毫无监督、制约能力的制度本身，是导致官吏腐败、官－民对立的一个主要原因（5）。
但是综观中国历史，在沟通国家－下层关系方面，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一个下情上达、在官－民间沟通利益的特殊角色群体：士绅。中国的士绅阶层历来有民本主义的思想传统，而在现实中，官僚制度中“御史”的设置和乡村社会中在籍士绅的存在，一方面具有监督官员和实现国家对地方的渗透的作用，另一方面曾有效地调整社会的利益结构。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乡绅群体在近代以来的式微，清末民国时期地方精英没能形成，这正是造成国民党政权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现象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权一方面为了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曾下大力气，培植基层社会精英，对基层社会实施改造、重组。与此同时，为了调整利益结构，监督、制约基层官员，并让下层社会释放能量，曾采取了一系列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政治措施。
（1）国家向社会的浸透：南下干部大队（10万南下干部）、南下工作团（以天津学生为核心），培养基层精英，让干部与农民同化，也让社会与国家同化。
（2）自上向下的流动：派遣具有临时性、多部门性、机动性等特征的工作队。工作队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让上层精英与下面同化；给基层干部（官僚主义）以压力；让基层社会成员担当上级的“手足”角色；加强基层社会的政治向心力。
（3）检查团：经济检查、一打三反等等，以基层干部的整肃为目标。
（4）群众运动：大众运动，社教运动等，也以基层干部为目标。
（5）基层选举、农会等的存在。
（6）开门整党：让非党群众参与对执政党干部的检查。
这样一些特殊的政治举措，被用于对基层官员实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的约束。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基层官员的腐败程度，对于民众之于执政党的向心力的形成和维持，也可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传统社会或非政党选举国家（基层官员由国家、由上级授予其权力地位和权威合法性的国家）中，社会要维持利益结构的协调，有赖于几种要素的功能作用：一种是如上面所说的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官与民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像作为文化、知识权威的知识人群体，以及代表地方利益的民间精英群体等的存在。另一种要素是对基层官员实施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制度设置。
对照这些，我们不难发现，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作为非选举社会），这样一些要素的缺乏正是造成利益结构断裂的重要原因。首先，执政党放弃了它曾经使用过的对基层干部的政治约束手段，即让下层群众来监督它的干部的方法。80年代以来，不再有工作队，也没有了群众运动、开门整党等等。基层官员们从政治压力、群众监督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不再需要顾忌什么。官员们对市民（农民）的利益不负责任，他们的权威与市民（农民）利益的一致性不再为维护他们自身权力地位所必要。
说实话，我读《中国农民调查》，固然对两位作者的工作极为钦佩，但书中到处可以看到高层如何重视，冤案如何在最高层的干涉下得到解决，因而“大快人心”等叙述时，感觉很不是滋味。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正是现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国家领导人要做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派中央调查组去调查哪个村子里的冤案，或者由总理自己跑去帮哪个农民讨什么钱。这类可悲的“佳话”可以休矣。（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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