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等于私有化？

——回应周其仁　周其仁教授说：“辩论要有思想价值，重点不是找对手的错，而是阐述自己的对。挑毛病容易，问题是挑出人家的毛病并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识。辩论的好处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话讲得更清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辩论应该讨论基本的主张，而不应在细节上纠缠。这样才能做到把话讲得更清楚，避免情绪化或针对个人。　郎咸平的质疑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的改制有没有侵蚀国有财产，引申出一个命题，改制是否可能导致系统地国有财产流失；另一个是质疑“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至少对我来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改革是否只有这一个方向？至于郎咸平有什么动机，他有没有资格提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一、三家企业的案例　由于郎咸平是个外人，也由于我没有机会去了解更多的内幕，所以，我的讨论只根据周其仁教授提供的情况，在这些资料以外如果还有什么内幕，我愿意根据新的内幕来改变我的观点。　三家企业中，TCL应该是最简单的，90年代中期开始，惠州市人民政府就与李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定了合约，这确实是个精彩的和合约，所以TCL的产权应该是比较容易界定的，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只要翻出当年的合同，审计历年的分配，大家就清楚了，没必要打嘴皮官司。我认为，TCL的合约模式，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示范，奖惩分明，对经理人而言，既有可能成功的巨大收益；也有可能失败后的代价，李东生的代价是50万房产。TCL的案例对未来确实有示范意义，但我们无法用TCL却假设海尔的过去，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愿不愿意用企业的股份作为奖励，也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张瑞敏愿不愿意支付可能失败的代价。如果说张瑞敏要比照李东生，并不合理（有没有合同是法律认可与否的问题，与合理无关。）其原因就是那50万抵押金，没有风险的人应该收益较少。其实，当时在广东，有很多企业都是有经理人风险抵押的，TCL并不是个别现象，它只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个。可惜，这一方式并没有在其他地方推广过，也没有得到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重视，也许是在操作上有什么困难，有周其仁这样的经济学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件好事。　海尔的情况有点麻烦，虽然海尔高调宣布自己不是国有企业，但这改变不了郎咸平质疑的实质，所以郎咸平也没有多大的破绽，没有必要难为情，大集体和地方国有没什么根本的区别。我以为，没有人反对海尔的经理人可以得到一份合理的回报，问题的关键在什么是“合理”的回报。周其仁说这是青岛人民的事，与外人无关，确实如此。但是，谁都知道，海尔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很快会波及到青岛以外。TCL的示范，10年来没有人注意，但海尔的示范却可以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没有承担过风险的国企经理人，可以通过私有化获得高额回报！从而影响到与我们有关系的城市。　周其仁说：“明明对资产形成有过重要贡献的人，就是不可以拥有清楚记到名下的财产权利。那么多企业搞坏的就搞坏了，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会紧张。可是搞好的却不可以得到合法承认，公道吗？”确实不公道，但因为没人受到惩罚，于是拿公有财产奖励就公道吗？惩罚搞坏同时奖励搞好才是公道，可见周其仁的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没有任何人说不应该给张瑞敏“合理的回报”。周其仁并没有回答要奖励多少财产才公道，用什么标准奖励才公道，而这才是海尔问题的关键。周其仁只是说，资本和人力都创造财富，都应该有所回报，这并不错，问题是现行的经济学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通过“贡献”来决定收益。周其仁说：“倒回去界定产权的事，前无古人。西方名校是没有这门学问的”，其实并不止于此，西方经济学根本就不认可“倒回去界定产权”，也不认可用“贡献”来确定收益，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马歇尔以来的经济学就必须重写，那就是另外一门“学问”了。由于张瑞敏当年没有约定，于是他很难回答一个通俗的问题：现在企业好了，你要分一份；如果不好呢，你准备承担什么责任了吗？周其仁说，“搞坏的就搞坏了“，没什么责任。既然没有责任，有什么理由鼓动他分那么多？有的人鼓动是有理由的，水涨可以船高；经济学家有什么理由？仅仅就是为了尽快将它私有化？　据说是为了奖励贡献，但经济学一般认为，没有人可以用“贡献”定价，供需市场才可以定价。市场不完善时怎么办？（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可以比较，所谓机会成本无非是比较，（正因为比较这么重要，海尔的方式就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海尔如果和TCL比较，李东生的10%就是一个上限，（根据周其仁教授的数据，1.45亿比15亿。）李东生有风险而张瑞敏没有，张瑞敏的收益就不应该比李东生高。所以我在佩服李东生的同时，为张瑞敏惋惜，他是一个好经理人。　我以为，海尔的方案不可能合理，原因就在周其仁教授在后面所说的，海尔的产权没有“最终委托人”，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那是我的财产！你们要分掉，必须得到我的同意！青岛人民是善良的，他们都认为，海尔的财富是海尔员工创造的，周其仁应该提醒青岛人民，海尔的价值是你们的资本和海尔的员工“共同创造”的，你们的代理人，也就是政府“失位”了，没有替青岛人民主张自己的财产。所以，海尔的案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所有者失位”（张维迎教授的说法，和周其仁教授本质上是相同的，说法简洁一点而已。）是我们改革的理由，周其仁教授说的没错，但如果我们的改革不是去解决“所有者失位”的问题，而是在“所有者失位”的前提下，出售或者将财产“改制”，如何才能保证“所有者”的财产不流失？流失是显然是必然的，不流失简直是奇迹。周其仁教授未来有一个课题，在国有资产必然流失的前提下，论证私有化的必然性，比如说，将流失视为必要的成本。而一切关于是否存在流失，或如何用其他方法避免流失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和必须私有化的理由是重叠的，最终原因都是“所有者失位”。　所以，海尔的状况是个不好的样板，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我们的改革应该避免的，它的产权问题对我们的改革唯一的意义，就是应该引以为戒。　对于科龙，郎咸平和周其仁都认为是不好的样板，它对改革的意义，我同意如周其仁教授所说，就是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不过我的改革建议里，一定包括要追究造成损失的代理人和经理人的责任，“搞坏的就搞坏了”，这种现象不可以再持续下去了。　周其仁说，如果有人怀疑这三家公司，你掌握了证据去起诉他们好了，这是气话，老百姓有质疑的权利，可并没有举证的义务，举证是国家责任，老百姓花了钱的，审计机构和检查机构才有义务。改革建议者的责任是，建议建立审计制度，守法者也不用背黑锅了。要知道，红眼病的能量也不可小瞧。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说“很多评论是说，即使他最终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这三家公司的质疑，”而我的评论正好相反，即使这三家公司都合情合理合法，郎咸平提出的问题也有重大意义。　二、改革只有华山一条路？　郎咸平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国企改革是否只有“国企私有化”这华山一条路？　郎咸平质疑“国退民进”，也就是产权改革的方向，被扣了“反对改革”的帽子，周其仁教授也是出于维护改革大计的考虑，才站出来回应郎咸平。所以，我才有这个判断，以为改革是和国企私有化划等号的。　周其仁教授说，国企有三类，一类是垄断行业和超大型国企，确实是国家投资的，他们的改革方案是开放市场，为将来的私有化做准备；第二类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经营困难，甚至负资产，私有化的困难是了断债务和安置工人，是私有化最困难的一种；第三类，是已经在市场上成功的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如前面所讨论的那些企业，这种企业的私有化只要解决经理人和职工的产权问题就可以了。　周教授研究产权问题20年，他的分类应该是有根据的。他结论也是显然的，第三类企业当然应该私有化；第二类企业，有困难，但也是应该私有化；第一类企业不是不私有化，而是时机不成熟，现在的任务是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好了在私有化。在我看到的主张中，周其仁教授第一个明确提出，改革，就是将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对此，我有几个疑问，第一，有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国有企业的？第二，国家主导的日韩发展模式，有没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第三，如何理解私有化对拉美经济的破坏性？第四，有没有经济学家反对全面私有化？即使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只能全面私有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国企问题，我仍然有几个疑问：第一，有很多与周教授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参与了改革的建议或决策过程，你们有没有告诉决策者和国人，你们的方案就是全面私有化？第二，有没有告诉决策者和国人，私有化在制度上一定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第三，有没有告诉决策者和国人，自由市场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经济学家有什么方案来应对？我认为，国企不可能全面私有化，也不应该全面私有化。熊彼特在研究经济发展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假说，大企业中的创新活动，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超过了“自由竞争”的“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巨型企业破坏了完全竞争的“效率”之后。经济仍然呈现发展的趋势。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大企业的主导作用是显然的，他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亚当斯密时代的“效率”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中国，大企业都是国有的，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没有私人资本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我们也不可能将他们私有到外国资本手里，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教科书上已有的方案都没有面对这个现实，包括“私有化”方案。同时，我们都认为，我们原有的管理机制效率不是那么高，“所有者”还“失位”，“私有化”主张者的主张是避开国企状态下的改革，等待将来的私有化，这一等待，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企经理人的问题，20年来没有任何其他研究进展，唯一的进展，就是私有化的结论！　周其仁教授研究产权改革凡20年，得出一个结论，国有经济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改革。周教授的方案是私有化，但他没有解决出让主体的问题，既然“所有者失位”，谁是国有资产的卖主呢？没有卖主，甚至买主就是窃位的“卖主”，国有资产如何不流失？“私有化”并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中的贱卖才是流失。郎咸平说，防止“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并不需要“勾结”，或者说即使防止了“勾结”，国有资产照样流失，因为卖主“失位”了。　而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解决“所有者失位”，而不是单方面私有化，改革绝不仅仅是私有化。解决国有体制状态下的“所有者失位”问题确实复杂，但这并不是回避问题的理由。我们虽然习惯了“一包就灵”、“一放就灵”、“一卖就灵”，但国民经济实在没有这么简单，改革是制度的设计，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实在应该很复杂。“西部大开发”就没有“沿海开放”那么灵。　解决国有体制状态下的“所有者失位”问题，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即使“全面私有化”是我们最终的选择，我们也还有几十年时间面临国有企业的经营问题，我们也有“卖个好价钱”的问题，我们不能等到卖完了可卖的，才来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能对国企在卖掉之前“效率”低下的问题视而不见。　如果我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国企的卖与不卖，就是个市场选择的问题了，又何必非卖不可？（完，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