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上访的发生机理：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使得乡村利益主体显著分殊化，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民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凸显。改革提高了农民的利益主体意识，却没有给农民提供足够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空间，乡村利益冲突激化。村民对基层政权的信任感降低，农民开始把维护自身权益的目光投向上级公共权力机关。正在重构的乡村“文化网络”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农民/集体上访/利益表达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利益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利益主体结构发生了明显分殊，大致可分为：作为国家代表的县级以上政府、乡镇级政府、村集体、乡村干部和普通农民。乡村利益主体分殊化使得新时期乡村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化。新时期农村利益格局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自主权扩大，个体意识和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从而使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由隐性转为显性（方江山，200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新时期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产品交换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经营方式看，农户分散经营及个体经营经济比重大；从交换方式看，除定购粮外，农副产品几乎全部实现了市场交换；从分配方式看，现在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就使得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变得直接而明朗。农民开始关心自己的劳动果实是按照怎样的比例合理公平地在国家、集体和自己之间分割。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乡村社区与农民个体的隐性利益矛盾这时变为显形，使触犯农民利益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和突出。

二是公共权力机构自利行为显化，出现利益部门化。在中国，上下级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双边垄断”的关系（R.科斯等，1991），上级机构依赖于下级机构对它的政治支持，下级机构依赖于上级机构的服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有限资源的硬约束使得基层公共权力机构的自利行为基本上没有表现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减政放权，财政包干，各级公共权力机构都有了自身的利益，自利行为有了表现的机会，出现了利益部门化。不同层级的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对利益关注的差异也使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利益冲突错综复杂化，这从中央政府与基层党政在农民负担与村民自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很清楚的看到。D　区村民根据各级政府对农民负担问题的不同态度编的顺口溜是：“中央圣明，省里关心，市里操心，县里糊涂，乡镇遭殃”，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级公共权力机构利益不一致的现象。而中央政府对民主法治的宣传以及对部分基层干部腐败行径的揭露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的利益主体意识，鼓起了农民自觉依法维权的胆量。

可见，改革开放既是一个“启蒙化”过程，又是一个“祛魅化”过程。随着农民以利益主体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竞争开放观念等为内容的“现代性”的显著增强，以及公共权力机构自利行为彰显，围绕在党政机关身上的神圣光环正在层层消退，农民对基层政府与乡村干部的自利性行为已有相当认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感在增强。农民不再默默忍受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给自己造成的利益侵害，而是想方设法维护自身利益。在经过了“经济人”的利益权衡和借鉴他人经验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集体上访作为抵制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的不规范行政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利益表达形式。

二、压力型体制与赢利型经纪

村庄领袖是研究乡村问题的结构性要件。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教授（2003）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文中把村庄领袖分为“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两种。而兰林友（2004）在《村落研究：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一文对杜赞奇的简单二分法提出批评：乡村领袖并不是象杜赞奇所说的那样截然分成纯粹的两类，而更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情景中所表现出的“两面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作为D　区乡村领袖的村干部在国家与普通村民之间又扮演着何种角色呢？中国现代化走的是一条有“规划”的社会变迁道路，各级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童庐等，1998）。

荣敬本等（“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1997）用“压力型体制”来描述基层政府的运行规则：大陆各级政府是在压力体制下从事施政行为的，因为政府官员的升迁与他们的政绩直接相关。令人感兴趣的是，何以举国上下、不分官职高低的基层干部（包括村干部）都对发展地方经济有如此高如此持久的热情呢？官位升迁论显然不能解释绝无升迁可能的乡村干部不惜老命“逼民致富”的干劲。

20世纪90年代前后，D　区在在上级政府的统一要求下，自上而下在全县掀起了一个学习江浙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高潮。县政府在各乡镇原有工商企业基础上分配发展指标，平均每个乡镇新建企业10家左右。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乡镇政府贷款投资和招收农民工带资入股。但是好景不长，在市场、主要是政府运作和企业管理者的损公肥私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到2000年底，这些乡镇企业几乎全部破产倒闭了。企业破产使乡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原来在企业工作的农民也因股份问题经常聚众围攻乡镇政府讨个说法，但当时主持筹建发展乡镇企业的乡镇干部或者已经升迁做了大官，或者在乡镇驻地建起了自家小楼，过起悠载悠载的“寓公”生活。基层干部之所以热衷于“逼民致富”，恰恰是看到了从中揩油的机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D　区多数不具备规范企业制度的乡镇企业逐渐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出局。村庄原有的集体经济项目也在承包、出售等所谓盘活集体资产的行动中消于无踪。乡村集体经济衰微直接导致乡村财政收入减少，而“压力型体制”下的现代化运动却不断刚性增加乡村公共政权的财政开支，使得不少乡镇财政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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