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身体及其它——从性骚扰案的轰动效应说起

近年来，“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这一陌生的外来词汇，在中国的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交往中频频出现，成为开放时代人际关系或两性关系中人们议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期间伴随着轰动全国的几起性骚扰案以及媒体沸沸扬扬的追踪报道，在网上展开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热闹闹的调查和讨论，同时以性骚扰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女人不再沉默》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轮番热播。最近在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展开的“2003年中国性领域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中，备受关注的性骚扰案由于其轰动效应以及所蕴涵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而名列榜首。同时，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过程当中，一向敏感的性骚扰问题作为妇女人身权利保护的重要方面，再次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性骚扰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不同层次、机构和群体的普遍关注，从普通的个人到专家学者，从公众的意识、学术的研究到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文不想讨论与这些性骚扰案相关的法律问题，而是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这种轰动效应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意义进行分析，并由此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消费文化给人们的性别、身体观念带来的变化。

一、性骚扰问题何以浮出水面：文化与制度背景

被媒体以“中国首例性骚扰案浮出水面”为标题报道的是2001年西安一位国企女职员控告其上司总经理对她进行了性骚扰，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求赔礼道歉的案件。这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件，后因“证据不足”而败诉（新华网，2001），但由此案所引发的有关妇女权益和性骚扰概念及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专门做了一期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集，采访了原告童女士和一些专家学者，展示了这一案件所遭遇的法律困惑和作为受害者的原告所遭受的文化和心理压力。

另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件是武汉一位女教师因为不堪原教研室副主任的性骚扰，于2002年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这个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许多有类似遭遇的女性，胜诉者何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忠告社会各界女性朋友：“当你受到性骚扰时，要大声说出来，不要遮遮掩掩”（新华网，2003；武汉晨报，2003）。虽然此案在终审时只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而撤消了赔偿精神损失费的判决，但由此引发的有关性骚扰立法的讨论也愈演愈烈。性骚扰问题在中国第一次真正浮出水面，成为全体社会公众包括男性和女性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性骚扰”对中国来说虽说是个舶来之词，但这种现象我们并不陌生，无非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强迫性的非礼行为，而且往往以男性非礼女性为多见，过去我们称之为“耍流氓”或“调戏、猥亵妇女”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但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这一现象更多地与当事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无论是骚扰者还是被骚扰者，一旦被发现和报告，就会被视为“生活不检点”、“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生活作风有问题”等等。加上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包含着权力和政治的渗透，比如作为性侵犯者的男性也许是有权有势的、或者根正苗红的，因而不会被曝光或惩罚；而作为被侵犯者的女性也许是出身低贱或有政治问题的、或者是远离家人举目无亲的，因而除了保持沉默之外没有更好的自我保护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性骚扰问题从来不单纯是性或者性别的问题，而是渗透着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看，毛泽东时代虽然广泛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但这种政策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共领域如就业、教育、政治等活动过程当中，而在家庭、性与性别关系等私人领域往往继续沿袭着男人控制女人的古老传统。与当时的集体主义和阶级主义意识形态相对应的另一个文化特征是，任何具有个性和人性色彩的东西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与否决，尤其是身体的欲望和性关系仅止于为了家庭的传宗接代，此外便是消磨革命斗志的资产阶级腐朽东西，必须加以摒弃。那种近乎禁欲主义的氛围使得性在中国人眼里愈加成为隐蔽的、神秘的、丑陋的东西。因此只要与性相关的言语或行为沾边，对个人来说决不是什么好事情。因此性骚扰问题在那样的时代只能隐藏在地下。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空间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价值观念的变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引入，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原则受到史无前例的推崇，社会流动和开放程度的剧增也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单一和古板向更加自由和更加多元化的方式转变。从性和性别文化的角度看，经历了漫长的性压抑时代的中国人为接受西方的性开放思想准备了很好的土壤，并且原先强调男女都一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很快让位于强调男女差异的市场意识形态。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人们对于两性的交往和性关系形式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毛泽东时代有关两性平等的“政治正确”理念和传统的道德评价在现代消费时尚和市场利益面前逐渐丧失了原先所具有的威力，因而使性骚扰现象在文化上遭遇的阻力大大减弱（比如“黄段子”满天飞而并未招致什么制度或舆论上的非议）；另一方面在不同阶层之间、男女两性之间的差距正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由于财富、权力和资源在不同群体和性别之间的不均衡分配，使得等级结构和贫富分化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性骚扰作为权力阶层消费和享受的一种形式，也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土壤（比如唐灿的研究表明，城市外来女工由于性别和就业的双重歧视处在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地位，更容易遭到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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